可惜，巴黎和會不是公平的辯論賽，大家都是來做交易分糖果的。儘管歐洲列強跟日本有矛盾，但鑒於日本的實力，絕沒人樂意為了中國而開罪日本。5強之中，最強的英、法、美3國，法國一向對華不友好，此番和會，與會的法國總理自始至終對中國代表態度惡劣。英國人在實質上也更傾向於日本。美國總統威爾遜在會上，雖然反覆強調公理和正義，呼籲建立一種新的國際秩序。可惜，他的這種秩序是要靠建立國際聯盟來實現的，而建立這個聯盟，必須得到5大國之一日本的支持。因此，只要日本堅持非要山東不可，美國人勢必只能答應。
美國人仍滿懷期待，恨只恨自家人
所以，在那一瞬的曙光過後，在巴黎的中國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僅是中國代表團，在巴黎的留學生和僑民，還有一個自費到巴黎“觀會”的梁啟超，統統感到暗無天日。
最後，美國人也找到一個借口，為自己的背信開脫，這個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這個換文，是在日本的壓力和“善意”下，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承認了日本對於膠濟鐵路的權利。代表中方簽字的章宗祥，在換文中有例行的“欣然同意”字樣。據王芸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所載錄的陸徵祥1919年4月22日電文，說是美國總統威爾遜質問：1918年9月當時，協約軍勢甚張，停戰在即，日本決不能再強迫中國，何以又欣然同意與之訂約？
更耐人尋味的是，後來出版的反映這段歷史的《秘笈錄存》在收錄了陸徵祥這份電報之後，隨即附上了一份“某要人歐洲來電”，這個某要人明顯系指梁啟超。這個歐洲來電非常明確地說，1918年的中日換文，被西方誤以為是中國為二十一條“加以保證”，所以，“惟有使訂約之人負擔，庶可挽回，展開新局。不然千載一時之良會，不啻為一、二人毀壞，實為惋惜”。該書在收錄這篇電文的背後，還加了一句按語：“此時輿論鹹歸咎於一九一八年訂約之人，遂在北京發生‘五四’之變。”這個電文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所載的有點兒區別，但有這麼份電報，而且把和會上中國的失敗，歸罪於“一、二”訂約之人，的確是實情。於是，接到電報的梁的兒女親家林長民，隨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報》上披露了梁的電報內容，直接點燃了“五四”的遊行示威。據台灣學者吳相湘考訂，林長民在此時，通過國務院方面，探聽到中國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東權益的情況下，也會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遂自撰《山東危矣》一稿，命隨員連夜送往《晨報》刊布。有意思的是，在後來“五四”中被火燒的曹汝霖看來，林長民這樣做，無非就是因為林曾經借錢於他，受到了怠慢，思以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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