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僅梁啟超、林長民們對美國人滿懷期待，恨只恨自家人。“五四”鬧起來的學生們，對於美國總統威爾遜也依然有感情，不僅有感情而且還有期待，大遊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國使館遞交請願書。可惜美國公使施芮恩那天恰好不在，一腔怒火的學生才轉而奔了趙家樓。甚至在“五四”遊行過去兩個月之後，毛澤東在長沙辦《湘江評論》，還把法國總理克雷蒙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意大利首相奧蘭多和日本代表牧野伸顯，都說成是強盜，而對威爾遜網開一面，說他被壞人包圍了，很可憐，雲雲。
無論學生鬧不鬧，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都是不可挽回的。面對國內汹汹的民情，中國代表所能做的也只剩下拒絕簽字了。事實上，也只能拒絕簽字，因為即使沒有留法學生的包圍，中國使團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敢在和約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五四”運動激昂的民意，那種認為“中國就要亡”的危機感，其實不僅是因為當時中國的處境真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其實1919年的中國，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有了變化。日本已經改變了當初的強硬政策，開始懷柔，即便對於山東的權益，至少在口頭上說今後要還給中國。作為戰勝國的中國，雖然依舊被人看不起，但還多少得到了一點來自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好處，兩國的租界收回了，在華的財產也沒收了，一些被德國和奧匈帝國搶去的東西也收回來了。但是，此時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界，卻是受挫折感最強的時刻，因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時落差也就更大。這也是為什麼1915年中國在最危險的時候，沒有發生類似“五四”這樣的運動，而恰恰在4年之後的1919年才湧現這樣大規模群體性抗議的原因。
(摘自《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年5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