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改革進程，根治分配“不公”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諧社會的“定盤星”。一些學者表示，目前在我國，解決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問題，較之於完善再分配政策，更為緊迫。
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權利和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會保障、創業、擇業和就業機會等等。這涉及財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就業制度、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斷深化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近年來，上海、廣州、重慶等大城市紛紛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試點。今年4月2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將深化土地管理、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和人力資源市場等，作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點之一進行部署。這些舉措對於消除束縛城鄉協調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十分關鍵。
今年5月13日，國務院出台意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削減壟斷行業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壟斷。現在國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他說，除了引入競爭機制，還需要建立國有企業的分紅機制，將超額利潤用之於國、於民，而不能任其自肥。
管住企業高管的“天價年薪”，也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環。財政部印發的《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中，明確規定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最高年薪為稅前280萬元人民幣。“限薪令”出台後，中國鋁業、武鋼集團等國有大型企業高管層表示帶頭減薪。銀監會、保監會等監管部門紛紛跟進，要求金融企業高管切實“管”好自己。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易憲容認為，高管高薪問題源於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強政府的監管，也需要進一步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和內部薪資制度，不能僅限於“道德層面”的約束。除高額正式薪酬外，各種高管職務消費、隱性消費數量驚人且不透明，極具隨意性，為全社會所詬病。有關部門應當加強有效監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費”的漏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