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如何重建社會
在討論了何為國家、何為社會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之後，接下來要討論如何重建社會的問題。
在本書的扉頁，熊培雲引用了美國作家亨利.梭羅的一句名言：“我們首先才是人，然後才是公民”。亨利.梭羅畢業於世界聞名的哈佛大學，但他沒有選擇經商發財或者從政成為明星，而是平靜地選擇了瓦爾登湖，選擇了心靈的自由和閑適。梭羅繼而因為反對黑奴制（Negro Slavery）和拒交“人頭稅”而被捕入獄。熊培雲在這麼重要的一個位置選擇了亨利.梭羅，也可以看作是向讀者們傳遞了他堅定的自由主義傾向。
社會成長的關鍵就在於個體權利與意識的崛起（P265）。對“人”以及“個體權利”的重視貫穿了全書。熊培雲說，“權利短板”的存在意味著每個人都是弱者（P38）；大凡有理想的國家，必先使公民的權利得到保障，使公民成為一個完整的權利主體，並在此基礎上實現“自由人的聯合”，所謂以人為本，自然首先是“以自由人為本”（P114）。不能不說熊培雲的個人主義受到了胡適的影響，胡適有一段關於個人與國家關係的精彩論述：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爭取國家的國格！”
體會了熊培雲對個體權利與意識的重視程度，就不難理解他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法制、預算與納稅、物權、精英、利益團體等的態度了。也不難理解他為何推崇市場和商業；推崇知識；倡導合作與對話，反對暴力和專權；提倡開放，反對封閉；秉持增量的歷史觀。
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第一生產力（P8）；從制度上保證每一個人都能自由思想與自由表達，能夠自由組織，是避免一個主義踐踏整個社會的唯一可靠手段（P13）；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P16）；
言論自由——觀點平衡世界；一個國家，如果讓它的國民連批判的興趣都沒有，那才真實不可救藥（P148）；“空談”不但不“誤國”，反而可能成為一個民族集體理性成長的關鍵（P133）；
法制——當一個國家的大憲法失靈時，老百姓心裡的小憲法立即生效（P33）；相較重建對法律的信仰，重建對權利的信仰或許更切合這個時代（P151）；
預算與納稅——要推進人民民主政治，關鍵就是要人民控制住預算（P52）；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的高低，同時取決於國家的預算能力以及徵稅是否征得國民的同意。一個沒有預算的政府，便是一個“看不見的政府”（P148）；就納稅而言，權利是第一位的因素，義務是第二位的因素（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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