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社會的重建有賴於評論的中興
魏英傑在《評論員是怎樣煉成的》中說：“老實不客氣地講，當下評論界一點都比不上胡適、張季鸞、儲安平等人所在時代的氣象，大多評論文章也無法企及上世紀四十年代《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社論的水準。評論的最高境界是直接影響歷史進程。在這一點上，恐怕再沒有比張季鸞先生於西安事變期間所撰的系列評論更具有代表性。西安事變能夠和平解決及後來所採取的解決方式，受了這些社論不可低估的影響。”
我們這個時代的評論有沒有影響歷史？很多人抱怨新聞的管制和言論的不自由，但這根本就不應該成為評論無力的理由。連岳曾經寫過一篇《我們就是體制》，直接了當地戳穿了以上的謊言——“他不讓我們在媒體里說，我們是網絡上說；他不讓我們在網絡上說，我們在嘴上說；我們不停地議論，嘲諷他的謊言，最後就是言論體制的進步。”很多人對評論這一事物不屑一顧，認為是“空談”，解決不了實際問題。而正如熊培雲所言，“空談”可能成為一個民族集體理性成長的關鍵！觀點平衡世界。
當下評論界一點都比不上胡適、張季鸞、儲安平等人所在時代，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於評論的觀念的潛在淡漠化。多數的論者正在陷入一個“為寫而寫、寫了也白寫”的怪圈（魏英傑語），梁文道也說：“只有一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老是重複出現。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實，那麼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由此便得出“評論無用論”。筆者認為恰恰相反，出現這種狀況並不能證明評論無用，而是評論沒有最大發揮其效用。何況改造社會與政治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它需要超乎尋常的耐心。我們不奢求時評文字對社會改良會起到藥到病除的作用，但可以把評論看作時代盡責的一種方式。
如果說熊培雲的《重新發現社會》是對身處“歷史三峽”中的中國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盤思考，那麼我們現在更需要以實際的行動來促進社會的轉型。我們處在一個激烈變革的時期，社會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評論的中興。試問還有什麼比評論這一“開放式的辯論”更能促進思想的碰撞、言論的激發？反觀近年來法制的進步和重大社會熱點問題的討論，比如《物權法》的頒布、“兩會”上對預算的監督、納稅人意識的覺醒、《收容遣送條例》的廢止、《城市拆遷條例》的修改……這些進步的取得哪一項離得開廣大網民的參與和意見領袖的推動？
王爾德說：左右時代的是人，而不是主義。我更願意說：左右時代的是評論，而不是主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