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中產形成的關鍵“土壤”
大量形成中產的1970年代，對香港意味著三件事：一是經濟進入飛速發展期；二是社會因成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開放和廉潔；三是政府開始推行公屋、義務教育、新市鎮等系列民生政策，香港社會日益向現代化轉型。
上述三點，在社會學家呂大樂看來，恰是一個社會大規模形成中產階級的必需土壤——快速的經濟增長，為個人發展提供了更多機會；公正清廉和開放的社會，則使多數人依靠自身努力改變命運成為可能。
也就是說，在向上流動的機遇面前，你要做的就是勤奮努力和發揮潛力，而非依靠門第裙帶、投機取巧，更不可能是對國有資產巧取豪奪。
有了“起點公平、機會均等”的社會土壤，中產人士依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路徑便具有可複制性，他們會成為社會紛紛效仿的榜樣，由此形成全社會努力向上、奮發有為的良性情緒和氛圍。
事實上，這種“可依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社會氛圍和人生信念，在今天的香港依然很普遍。據雷鼎鳴介紹，香港科技大學的本地學生中，70%以上在“公屋”或“居屋”（相當於內地的經濟適用房）長大，公平的社會環境對於草根階層改變命運至為關鍵。
可複制：中產的價值所在
香港中產階級對於社會的價值，記者採訪後歸納有三：
其一，香港中產“平和理性”的氣質使其成為社會的穩定力量。
呂大樂告訴記者，以理性、平和、專業為主要氣質的中產階級“很難被討好”，更不容易被街頭運動所煽動，這也是其在政治上缺少利益代言人的重要原因。
以記者年初在香港的觀察為例。當時香港的“80後”們正掀起轟轟烈烈的所謂“反高鐵”運動，“苦行反高鐵、反高鐵嘉年華”等活動在立法會外如火如荼，媒體亦因吸引眼球的天性，每天以大版面對市民進行“視聽轟炸”。
令記者極為慨嘆的是，在“反高鐵”最激烈的一周後，香港《明報》做的前後兩個同題民調顯示，社會上支持興建高鐵的人數非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3個百分點至58%；“不支持”建高鐵的人反而下降近1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占比超過50%的中產階級，對高鐵的支持率始終沒變，甚至可能因反感“反高鐵運動”而有所上升。理性的他們懂得，高鐵關乎香港的長遠發展，沒有理由為感性和衝動的理由去做傻事。
雷鼎鳴告訴記者，中產遇到問題時，一般傾向於靠自身能力和資源去解決，而非“上街”或在報紙上“激動”，因為他們的時間成本比較高，不會去做“無用功”。
這也意味著，香港中產是最不易被“街頭運動”和“報紙版面”所影響的群體，他們能理性建設性地看待事件分析形勢，堅持自己的獨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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