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羨慕：香港中產處境尷尬
儘管香港中產階級在社會上占據收入和價值觀優勢，但吊詭的是，當下在香港社會問及對中產階級的態度時，得到的反饋往往是“不被羨慕”，甚至有中低層收入者覺得“香港中產很可憐”。採訪後，記者將原因歸納為兩點：
首先是經濟上，香港中產是典型的“付出太多得到太少”階層。
雷鼎鳴告訴記者，在香港超過360萬的工作人口中，需要交薪俸稅（個人收入所得稅）的人數約占37%，其他超過60%的人都無需交稅，而37%的交稅人口中，相當大部分為中產階級。
“付出多”之外，中產還從社會得到的回饋最少。
香港約10%的最低收入家庭可享受綜援（低保）、30%的中低收入者享受政府的廉價公屋福利（廉租房），偏低收入者可申請居屋（經濟適用房）、夾心層可申請“夾屋”（類似於兩限房）。但上述或多或少的援助及住房補貼，都需對申請者的收入進行限制，超過標限人士難以獲得政府資助。
也因此，香港中產的住房問題，多需靠自己在市場打拼解決。
住房之外，中產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以及財政“派糖”方面，也都是“被遺忘的角落”，很少受到相應關照。如在即將出台的醫療方案中，雷鼎鳴便預期，可能中產在交了不菲的強制醫保費用後，卻很難使用到香港的公共醫療資源。
“不認為自己是中產”的港人蘇先生告訴記者，在香港，富豪及地產商雖交稅較多，但因其特殊地位會在產業政策等方面受到關照；草根階層則因收入較低，能夠進入與民生有關的諸多社保扶助體系；只有中產階級，處在“大把交稅看不到回報”的境地。
其次是政治上，香港中產因缺乏媒體和政團代言人而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如呂大樂所言，由於中產相對理性獨立，“很難被討好”，又因為為其爭取利益並不占據“道德高地”，故在香港政治中少有政團著意於為中產爭取權益，致使中產在社會福利方面，成為“被遺忘的角落”。
同樣，基於“吸引眼球”的天性，媒體對“過激”、“起義”有天生的親近，即便是香港以理性自居的兩份報紙也日益“民粹化”，“反高鐵”報道連篇累牘，遠遠超過其在社會真實的影響力和關注度。
“左也叫，右也跳”，占據著不同報紙最重要的版面，而真正占人數“半壁江山”的中產階級，則或無聲無息，或躲在日漸式微的副刊里，等著被激進派冷嘲熱諷。
也因之，呂大樂和雷鼎鳴都表示，香港媒體並不能真正反映香港社會狀況，因為有很大一個人群並未發出相應的聲音，雷鼎鳴說，如果只根據報紙來判斷香港社會，那麼“香港應該早已經崩潰了”。
香港中產，就在這種不喜歡被代言，也不喜歡被報紙“激動”的狀態下，成為社會“沉默的大多數”，而在社會政策往往“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今天，他們的利益也在沉默中被忽略和輕視，處於“不被羨慕”的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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