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為三峽工程，移民舉家外遷。 |
“有人說叫‘三峽後’，有的說叫‘後三峽’。叫什麼不重要，關鍵是後面的事情應該幹”
從上世紀60年代初大學學習期間就到萬縣農村搞“四清”，一直到80年代前期執掌重慶鋼鐵集團公司，蒲海清對三峽工程都是“聽說過、沒想過”。但接下來二十多年，他與此事難分難解。
1985年，他調任四川省計經委，當年被選為四川省副省長兼計經委主任，代表四川參與三峽移民論證工作。
1992年，全國人大通過興建三峽工程的議案後，他一度成為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下稱國務院三峽建委）辦公室（下稱國務院三峽辦）主任擬任人選之一。
1997年，他是重慶直轄後的首任市長，兼國務院三峽建委副主任。
2001年，他最終“回到”國務院三峽辦，兩年後接任主任，直至2006年退離行政領導崗位。
這幾年，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環資委副主任委員，他曾兩次入三峽調研考察，尤其是生態環境。日前，閱完本刊近期數篇三峽報道後，在國務院三峽辦，蒲海清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
三峽工程經歷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論證與建設，爭議始終相伴，政策幾經調整。蒲海清認為，不能以今日標準苛求往日，應與時俱進看待之。
他表示，在上世紀80年代初論證期，他既非三峽工程“主上派”也非“反對派”，他堅信黨中央和全國人民的科學決策；現在的實踐證明，這個決策是英明的，三峽工程是“偉大的、當今世界第一的工程”，“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應該在那裡建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一定與中央保持一致”
《瞭望》：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論證三峽工程時，你在四川省當領導，當時四川省領導層是什麼態度？
蒲海清：當時省裡有一些不同看法，這很正常。因為當時有些專家也有不同看法，說治水要先支流後幹流、先上游後下游，先幹流缺少經驗。再者，從地方經濟受益上考慮，先建支流工程對當地效益更直接。
我1985年參加三峽工程論證後，曾向省委書記楊汝岱同志匯報，建議向中央表明兩個態度：一、四川省委省政府一定與中央保持一致，服從中央的統一安排。二、希望加快對二灘、向家壩、溪洛渡水電站（俱在四川省境內）的論證，早點做準備、早上。
《瞭望》：這也是你個人的態度？
蒲海清：這是省委、省政府的態度，也是我的態度。我當時對三峽工程了解確實不多，主要是從政治上考慮，中央要辦的事情，必須服從。
由於我對三峽工程整體上是支持的，當時又年輕，因此1992年10月開十四大的時候，錢正英同志（水利部原部長、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組長，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和我都是黨代表，她就徵求我對去三峽辦做主任的意見。我考慮了一下，第二天找她匯報：這個工程既有政治性，更有科學性、技術性，是個偉大的綜合性工程，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政治影響都很大，但我確實沒有那個能力，因為我是學鋼鐵的，不是學水利的，很多技術問題無力決策，怕工程建不好，給中央帶來負面影響，建議找一個德高望重的、有專業知識的人去幹。（注：次年，原湖北省省長郭樹言任三峽辦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