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大壓縮”Great Compression政策的緣故，國民收入差異劇烈縮小，到50年代，美國的富人要比20年代的富人要窮得多。但中等家庭的實際收入自1929年以來大體上翻了一番，大多數家庭不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雇主提供各種新型的福利，如醫療保險和退休金計劃：戰前只有極少數美國人享有醫療保險，但到1955年，多於60多的人至少享有最基本的醫療保險，即償付住院治療開銷的保險。並且，由於聯邦政府為失業工人提供的失業保險、為退休者提供的社會保障等關鍵的福利措施，私人就業新獲得的保障也增強了。
大多數美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錢享受體面的生活水準，大多數的美國民眾因為大壓縮而使得其收入倍增，而使得這個國家逐漸成長為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國家。儘管社會不公正仍無處不在（南方仍是隔離制度的天下，而且在全國，毫不掩飾的種族主義與歧視婦女是普遍現象），但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有很好的理由認為，他們正在分享這個國家的繁榮成果，而這是前所未有的。隨著經濟的民主化，原來的階層對立也得到了大壓縮，右翼與左翼劇烈分化的趨勢也得到了遏制，國內政治越來越傾向於中庸和諧之道。
而反觀中國，我們的社會財富分配之不公與新政前的美國是有過之無不及，去年6月22日《人民政協報》報道政協委員蔡繼明轉引的一個數據，這個數據顯示中國0.4%的人卻掌握了70%的社會財富，財富集中度不僅高於當前的美國亦遠高過新政前長鍍金年代的美國。但也正如我們在上面做的論述所表明的，美國的“大壓縮”政策有力地向我們證明了政治改革是可以給人民帶來更平等的收入分配的，並在此過程中為政治和社會的和諧創造更健康的氛圍。在我國力圖對收入分配予以改革的當口，美國的這些經驗或許部分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