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內因：長期經濟增長緩慢 方方面面問題成堆
2010年4月始發於希臘的歐洲債務危機，看似突如其來，其實有一系列深刻的內外原因。除了上述的國際背景外，歐洲內部長期積累起來的一大堆經濟社會問題是其中的主要因素。首先，最近二、三十年來，歐洲經濟增長長期緩慢，其消極後果影響嚴重深遠：對內，經濟增長乏力極大地動搖了歐洲人引以為榮的以社會福利制度為核心內容的“歐洲模式”根基；對外，隨著競爭力的相對削弱，歐洲的國際地位日漸下降。其次。由於長期經濟增長緩慢，而社會福利（主要是醫療、養老、失業這三大塊）開銷和其他公共支出卻有增無減，致使歐洲許多國家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趨向上升，同時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卻呈現下降，結果是財政赤字日增，政府債務膨脹。加上2007年始於美國的次貸危機於2008年演變惡化成為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殃及本已相當脆弱的歐洲經濟、金融和財政，2009年歐洲大多數國家財政赤字猛增，政府債務大漲，今後兩三年內也難以根本改觀，且有進一步加劇之勢。這不僅是指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國，而且也涉及英國、意大利、法國甚至德國等歐洲主要國家。這是當前歐洲的軟肋。第三，針對歐洲的這一薄弱環節，美國和美元的政策在有意或無意之中又重擊幾拳，例如美國信用評級機構把希臘國債降為“垃圾”級等等，給歐洲雪上加霜。
歐洲經濟在經歷了戰後1950－1973年的恢復繁榮期之後，增長速度一路下滑：1960－1970年歐盟15國地區GDP年均增長率為4.8%，1970－1980年為3.1%，1980－1990年為2.4%；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歐盟27國及其歐元區16國地區的GDP年均增長率總體趨向進一步走低：1992－1996年歐元區與歐盟相應為1.5%和1.4%，1997－2001年為2.8%和2.9%，2002－2006年為1.7%和2.0%，均低於美國1－2個百分點。2006－2007年是歐洲最近這一經濟周期的景氣高點年份，歐元區與歐盟的GDP增長率各達3%左右，略高於美國。2008年開始下行，歐元區與歐盟的GDP增長率僅及0.6%和0.7%；2009年則是戰後歐洲經濟衰退最為嚴重的年份，經濟分別絕對萎縮了4.1%和4.2%，2010年預測經濟恢復性增長不會超過1%。歐洲經濟增長長期緩慢，特別是當前的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使舊大陸多年來積累起來的一大堆經濟社會問題突顯出來：經濟缺乏活力與動力；全民福利制度難以為繼；社會呈現惰性甚至開始分裂；政治生態環境明顯惡化；失業問題日益嚴重；國際競爭力普遍下降；歐洲一體化進程屢屢受阻；一些國家政府面臨無力歸還對外債務的困境，如此等等。
2007年開始肇事於美國、至今陰霾尚未完全散去的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使歐美國家的財政狀況驟然吃緊，收入減少，支出增加，赤字擴大，債務膨脹。在歐元區16國，政府支出從2007年平均占GDP的46%猛增到2009年的50.7%，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上升了近5個百分點；其中希臘從44.7%升至50.5%，上升了近6個百分點，西班牙從39.2%升至45.9%，上升了近7個百分點，葡萄牙則從45.7%升至51.0%，上升了4個多百分點。與此同時，政府收入卻普遍減少，整個歐元區平均從2007年的占GDP比重45.4%下降到了2009年的44.4%，即減少了1個多百分點；其中希臘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39.7%下降到了36.9%，大約萎縮了3個百分點，西班牙從41.1%下降到了34.7%，減少了近6.5個百分點，葡萄牙從43.2%下降到了41.6%，減少了1.6個百分點。結果是歐元區16國和歐盟27國，無論是財政狀況表現相對較好的國家還是較差的國家，財政赤字全部大增。歐元區國家的財政赤字，平均從2007年占GDP的0.6%猛升至2009年的6.3%和2010年的6.6%，即上升了6個百分點；其中希臘從2007年的5.1%升至2009年的13.6%，上升了8.5個百分點，西班牙從2007年財政盈餘占GDP的1.9%變為2009年財政赤字11.2%，上升了13個百分點，葡萄牙從2.6%升至9.4%，上升了近7個百分點。歐元區國家政府債務總額則從2007年平均相當於GDP的66.0%上升到了2010年的84.7%，即上升了18個百分點，其中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別上升了29、28和22個百分點。在經常項目收支方面，自2005年到2009年，希、西、葡三國年年大幅逆差，希臘逆差占GDP比重在11%至15%之間；西班牙在5%至10%之間；葡萄牙則在10%至12%之間。這就意味著它們的外債不斷增加。2009年希臘國債的70%由外國持有。僅僅外資銀行就持有希臘政府和私人債券2362億美元，其中歐洲銀行占1886億美元，法國最多為752億美元，德國次之為450億美元，接著是美國166億美元，英國150億美元，荷蘭119億美元。希臘債務危機再次警示人們一個再淺顯不過的道理：無論是個人家庭還是國家政府都不能長時間地過那種入不敷出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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