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還需大力發揚、提倡和加強創新精神。歐洲經濟增長長期緩慢乏力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歐洲人缺乏創新的活力與動力。這是在歐洲社會福利制度背景下歐洲社會呈現惰性和其他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歐洲的研發投入不及美國，前者約占GDP的2%，後者接近3%。歐洲人的人力資本投入也落後於美國：在美國勞動力中，只受過初等教育的人僅占13%，中等教育的為49%，高等教育的達38%，而歐洲相應的數字分別為32%、42%和26%。在向美國的移民中，高技術素質勞動者占3.2%，歐盟僅為1.7%。歐洲產品市場規制較多，新創立企業負擔高於美國。歐洲資本外流，流出量遠遠大於流入量，截止2008年底歐洲對外直接投資（FDI）存量達136236億美元，外國流入歐洲的直接投資存量為102129億美元，歐洲FDI淨存量超過34000億美元。歐洲勞動力市場欠靈活，四分之三的歐盟成員國有各種形式的法定國家最低工資制度，集體談判制度在歐盟原15國中覆蓋範圍達68%，而美國僅為12.5%，這影響著歐洲勞動力成本，大多數歐洲國家勞動力成本高於美國。歐洲金融市場規制差異大。儘管歐洲統一市場已在1993年宣布建成，但各種市場限制依然較多，金融領域規制差異較大，各成員國為其他成員國在本國的活動設置了許多障礙。歐洲的風險資本市場發展水平較低，1997－2008年間，歐盟風險資本占GDP的比重從0.03%上升到了0.10%，美國則從0.08%上升到了0.24%；歐盟風險資本投資占GDP的比重大約僅及美國的三分之一。歐洲還迫切需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這裡包括大力扶持各種綠色產業；使歐洲傳統支柱產業———機器機械、電氣電子、化學化工、汽車製造等更加先進；進一步發展信息技術產業；加強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物流業、金融業、租賃業等，縮小在服務領域與美國的差距。一句話，歐洲極需從各方面鼓勵創新精神。
歐洲更需要改革。首先是必須對社會福利制度作出合理調整。“歐洲模式”的這個核心內容本質積極，原意在於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取得正義的相對平衡。但歐洲的社會福利制度早先是在一些合理的假設前提下建立起來的，這裡包括：一國的從生產到消費的整個經濟活動過程可以在本國、或西歐鄰國之間、至多在西方世界內完成，它們相對同質；一國（例如德國）的勞資協議基本上可以在不考慮外部世界的條件下確立並行之有效。而在冷戰結束之後，全球有20億廉價“新”勞動力一下子投入了國際經濟競爭，上述假設已不再成立，歐洲社會福利制度必須改革，使之成為主要用來救助真正需要救助的人，而不是錦上添花，廣被“濫用”。其次是歐盟某些重要條約內容也許要作一點必要的修改或新的解釋，例如《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穩定與增長公約》和《里斯本條約》等規定的“不挽救”原則，即一個成員國不允許為另一個成員國的債務負責，現在人們應考慮使這一原則變得稍微靈活一些；歐洲央行不得購買成員國政府債券，除非是遇到特大的自然災害，而5月10日的救助計劃顯然已經突破了這一框定。歐洲央行職能只顧“避免通貨膨脹的危險”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質疑。
總之，歐元、歐元區、歐盟目前正在經歷一個十分艱難的階段。這一階段也許還會持續幾年甚至更長的間。然而筆者相信，經過2009年甚至還可能緊隨發生的什麼危機之後，歐洲可能將不再是原來的歐洲，2014年起歐洲改革條約《里斯本條約》將會全面生效，“歐元區”不無可能逐漸朝“歐元國”方向發展。歐洲一體化（從歐洲煤鋼共同體算起）60年的歷史跌宕起伏、漸次推進的前行過程，提示著人們可以對歐洲的未來懷有積極的期待。
（作者：裘元倫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原歐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