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北京市軌道交通向外蔓延的多是住宅樓盤，而不是就業場所。以此方式向外疏散人口，國際上鮮有成功經驗。
二戰結束後，英國倫敦通過實施大倫敦規劃，將市區的就業功能向外圍新城疏散，成功地帶動了人口疏散，推動了區域的平衡發展，從根本上緩解了市區的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
北京2005年版總體規劃啟動修編之前，兩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吳良鏞組織國內多學科100多位學者編制“大北京規劃”——“京津冀北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正是希望收到大倫敦規劃之效。
這項規劃研究指出，北京與12個國家同等規模的城市比較，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是最少的，城市化地區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14694人，遠遠高於紐約的8811人、倫敦的4554人、巴黎的8071人。放眼京、津、冀北地區，對北京城市功能進行有機疏散已刻不容緩，必須改變核心城市過度集中的狀況，在區域範圍內實行“重新集中”，以京、津“雙核”為主軸，以唐山、保定為兩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調整產業布局，發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構建大北京地區組合城市，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大北京規劃”推動了北京2005年版總體規劃的修編，可目前它們雙雙陷入困境。在“大北京”區域範圍內，近幾年，北京除了首鋼搬遷，其他功能仍保持聚焦勢態。北京的發展對周邊地區的吸附效應遠大於輻射效應，由於人才、資源不斷向北京集中，北京周邊地區發展相對緩慢，河北省內甚至還存在272.6萬貧困人口，形成“環京津貧困帶”。
北京在吸附了足夠大的經濟規模之時，也吸附了足夠大的人口規模。這個現象同樣反映在北京市域內部——中心城的超常規發展也吸附了外圍新城的機會，並導致人口的過度集中。
2005年版總體規劃提出，2020年，北京中心城人口規模控制在850萬人以內。對此，一位權威專家在2006年指出，即使立即停止在市區新增加住宅開發用地，已決定開發的住宅建築量足可容納1000萬人口之多，“在目前對房地產開發一片樂觀估計聲中，市區住宅建設規模還將擴大，如此下去，又怎能控制住市區人口增長呢？”
這讓人想起1983年版總體規劃。該規劃在1981年北京市區常住城市人口已達432萬人的基礎上，提出向遠郊衛星城鎮和外地疏散人口，使市區常住城市人口到2000年控制在400萬人左右。這一“烏托邦”目標很快落空——1988年，北京市區城市人口已突破到520萬人。
“北京眾多的現狀問題(比如舊城大拆除的破壞、中心大團繼續膨脹、新城規劃難以落實等)的解決常常為體制所限，規劃的真正落實必須與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因此，首都城市未來發展是成功還是失敗，現在還處於十字路口。”2006年，吳良鏞在《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二期報告》中寫道。
“規劃整體性與實施分散性的矛盾一直存在，”他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一個好的規劃並不等於好的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