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所在的東周，禮崩樂壞，宗法倫理動搖，世卿制度崩潰，儘管“家天下”的本質未變，但是江湖庶民力量勃興，游士遍地，布衣卿相。其時進入“宗廟”、祭祀王權法統的，是一小群同姓舊人；進入“朝堂”、參與相權政統的，是一大群異姓新人。
因此，春秋、戰國以前的西周，法統、政統合一，僅是同姓王室嫡庶之間的權力分配與分工合作，其時分言“宗廟”、“社稷”，無須擔心二者分裂，因而沒有產生合言二者的“廟堂”一詞的時代需要。春秋、戰國以後，法統、政統分裂，變成同姓王權法統與異姓相權政統之間的權力分割與利益制衡，其時需要一個合言“宗廟”、“社稷”的名相，弭合法統、政統的人群分裂和利益分歧。撰於戰國中期的儒書《禮記禮器》，率先記下了應運而生的“廟堂”。道家集大成者莊子，隨即以其廣闊全面的社會視野，彌補了廟堂君子視野狹隘的選擇性失明，發明了“廟堂”的對詞“江湖”。後人無論屬於儒家還是道家，再也無法回避莊子首創的二分法。
春秋末年的儒家始祖孔子，是中國第一位游士，周游天下十四年，一方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擁戴王權法統的至高無上；另一方面又追慕西周開國權相“周公”，提升相權政統的制衡能力。後世儒家，倘若僅知孔子擁戴王權法統的保守一面，就是“小人儒”；倘若兼知孔子提升相權政統、制衡王權法統的進步一面，就是“君子儒”。所以儒家集大成者荀子，把孔學宗旨概括為“從道不從君”(《荀子臣道》)。後世君子儒，也把儒學傳承稱為“道統”，主張“道統”(用於指導政統)高於“法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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