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以後的中國，政治建構和社會結構產生了根本變化，小國寡民的分封諸侯聯邦，變成了廣土眾民的中央集權帝國。王權法統的一小群同姓繼承者，無力統治廣袤的帝國版圖，相權政統不得不對一大群異姓參與者開放。這一歷史大勢再未改變，但有兩大事件主導了具體走勢。一是戰國時代的法家，強調王權法統對相權政統的絕對控制，而建立第一帝國的秦始皇尊崇法家，廢封建(同姓後裔)，立郡縣(異姓官守)，其後“漢承秦制”，“百代皆行秦政制”(毛澤東語)。二是奠定第二帝國的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相權政統的大門，僅對擁戴王權法統的儒家單獨開放。秦漢以後中華帝國的廟堂政治基本格局，就是同姓王室的王權法統，與異姓儒家的相權政統，在王權至上的前提下相互合作，在相權升降的博弈中相互制衡。廟堂政治格局的總體趨勢，是王權法統日益加強，相權政統日益削弱。比如唐代以前，朝堂設有宰相專座，與君主分庭抗禮；宋代以後，朝堂撤去宰相專座，不能再與君主分庭抗禮。從秦至唐，王權對相權持續進行橫向分割，但是分割以後的相權總和，即儒家官僚集團的力量總和，仍對王權形成重大制衡。從宋至清，相權繼橫向分割之後，又被一再向下貶抑。明朝幹脆不設“宰相”，只設“首輔”，政統首領降為法統君主的第一助手。自嘆被君主“倡優蓄之”的司馬遷，僅是西漢小臣。明朝以後的大臣，也被君主“倡優蓄之”，動輒拉下褲子“廷杖”。
簡而言之，從秦至清的兩千年中華帝國史，王權法統不斷壓倒相權政統，廟堂權力不斷侵奪江湖權利，專制力量越來越強。而歐洲從中世紀進入現代社會的歷史，卻是王權法統日益削弱，相權政統日益加強，江湖權利不斷制衡廟堂權力，民主力量越來越強。例如英國開創的君主立憲政體，國王代表王權法統，是血緣延續的國家元首，成為民族國家的精神象徵；內閣代表相權政統，是全民普選的行政首腦，推進現代社會的政治文明；議會代表江湖民眾的訴求渠道，整合江湖、廟堂的利益博弈；媒體溝通各方信息，成為第四權力。廟堂權力的分割制衡，江湖權利的自由競爭，最終抵達了妥協雙贏。(作者張遠山 上海學者)
（文章來源: 南方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