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3日，在極其嚴峻的氣氛中，蘇區中央局會議在江西寧都小源召開。小源山林茂密，風景優美，有很多地主莊園，江西省軍區司令部作戰室為了防空，就駐扎在這裡。作戰室裡的中央局會議，氣氛十分凝重，隨著批判加溫，大家說話聲一句比一句高，頭髮有些淩亂的毛澤東沉默不語，這一段時間經常低燒的他，一支接一支抽著煙，有時還不斷咳嗽幾聲。周恩來解開上衣的扣子，不時地看看窗外，臉上顯出不安的表情。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被解除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這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圍繞寧都會議和解除毛澤東軍權，台前幕後發生了許多事情。
毛澤東被解除軍權，源於他與“左”傾冒險錯誤領導人在軍事上的分歧
毛澤東自1927年8月從武漢告別瞿秋白，離開黨中央去發動秋收起義後，就再也沒有回過黨中央。在這幾年裡，黨中央的主要領導幾次易人。這些人，有的他認識，有的則不認識。當時因條件惡劣，毛澤東和黨中央特別是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在黨和紅軍的發展方略方面，交流較少，造成了一定的隔閡。
192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塞列布若耶別墅召開。在這次會議上，代表們經過實地觀看，接受、學習了蘇聯共產黨由城市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成功經驗。六大結束後，陸續返回的政治局委員們堅持認為中國革命要走以城市為中心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因此，黨中央要求紅四軍將鬥爭重點轉向城市，並提出調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去學習。不久，黨中央又派從蘇聯回來的劉安恭去紅四軍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和政治部主任，傳達貫徹中央精神。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走以城市為中心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同時對劉安恭在紅軍中搞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進行了批評和抵制。毛澤東不願與劉安恭妥協，還和朱德一起給黨中央寫信據理力爭。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接到毛澤東、朱德的信件後，要求紅四軍派一個得力的人到中央，詳細匯報和討論有關問題。1929年8月，陳毅從紅四軍化裝來到上海，見到了周恩來。陳毅詳細匯報了紅軍的實際情況，使周恩來對紅軍有了直觀的了解。周恩來肯定了朱德、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和紅軍的作戰方針。在陳毅離開上海時，周恩來還叮囑朱、毛兩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澤東仍任前委書記，並須使紅四軍同志了解並接受。
但是，此事過去不久，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再次受到黨中央的否決。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並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這些主張，同毛澤東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根本對立的，自然不容易在紅軍中貫徹。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說：“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礙紅軍發展的兩種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游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同志。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與黨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黨中央又命令紅一方面軍再次去打長沙。毛澤東和朱德對中央的命令產生質疑。但在總前委大多數人同意打長沙的情況下，毛澤東只得違心地同意去打長沙。結果，紅軍苦戰16天，不但長沙沒有攻下，還出現了可能腹背受敵的危險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主持召開總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停止攻打長沙。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上，毛澤東堅持株洲會議先打吉安的原有決議，但一些人卻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人甚至向毛澤東提出質問：“你又不打長沙，又不打南昌，你執行不執行中央的路線？”
雖然不久後，在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瞿秋白、周恩來主持會議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但“左”傾冒險的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
這樣，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路線不僅受到了黨中央的批評，就是在紅一方面軍內部也開始受到反對和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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