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米.巴巴的論述裡面特別明顯。他以前都是作為硬邦邦的文學批評家，在中國的講座裡面他充滿了慈悲和全球關懷，他說要回到全球倫理。他認為希特勒的這種獨到、可怕的遺產也是我們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希特勒的遺產和達.芬奇的遺產同時在身上面承擔，一點都不推卸，他認為，這個時候你就很成熟，很從容，或者說很負責任，這個時候你身上就會有civility。
印度學者查卡拉巴提和霍米.巴巴都講到，關於印度的一些偉大的精神領袖，甘地和泰戈爾都是有對西方苦難關懷式的態度在心。所以，他們認為，這些人跟西方人的civility的態度是做得成功的。之後的很西化的人，在印度，反而沒有做得像甘地和泰戈爾那樣好。
在查卡拉巴提、霍米.巴巴眼裡，civility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詞，霍米.巴巴最後講，我們都應該向前跳一步，回到全球時間，或者說退一步到全球記憶裡面去。我們離開原來的那個地方，我們身上非常沉痛，很矛盾，就讓這個內心像鬧鐘一樣在晃著，在過去和將來之間晃著，沒有猶豫，非常沒有決斷地去行動，這時，在我們身處的全球文化大空間裡，這個civility就會到來。
我首先認為，大家也不要過多地把後殖民主義理論家，西方的學術圈子裡面學到的比較優雅的東西當真，他們也有這個civility的問題，不過，他們非常謙虛、認真地提出了這個civility的問題，在我們這裡是基本上還沒有開始這個事兒，現在該開始了。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和他們一起，找到一個共同的態度，去知道怎麼樣在我們的大學系統裡面，在我們的公共話語現場找到這個civility，這個civility是非常重要的，過去我們傳統知識分子通過臨帖，通過背誦，能夠很沉著地應對一切。這在我們這個時代如何來達到？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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