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這些印度學者對我們中國產生了怎麼樣的意義。現在西方的學界有一個非常時髦的概念，叫“全球政治”，包括像哈貝馬斯都在講全球政治，但是我接觸到的中國人，其實對全球政治都有一點不屑一顧的態度。類似於趙汀陽的第一反應，現在的伊拉克問題，全球政治不能解決伊拉克問題，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或者不管是美國帝國化的趨勢，還是中國問題，也不需要全球政治。不管是哈貝馬斯還是羅爾斯，他們講的全球政治，根基都是很薄弱的，或許在趙汀陽看來（我猜想他的想法），你所說的civility在經濟學、博弈論、理性算計的背景下其實不堪一擊的。你玩你的civility，我跟你一算計，你馬上就輸掉了。但是哈貝馬斯那麼出色的哲學家，他當然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是為什麼還在鼓吹這個全球政治？我覺得我逐漸能夠體會他們講的這種全球政治，這種共通體，就是能夠相互理解，包括前面高士明也說的，霍米.巴巴講到，他能夠體會到納粹的創傷。我覺得我們普通的中國人很少能感受到其他國家的一些創傷。通過這次活動，我們慢慢可以體會到，印度也有這樣的問題，也會有極權主義的問題，也會有宗教衝突的問題。
高士明：我們要意識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說後殖民理論是多而雜的，它有很多種不同的問題意識和脈絡以及發言位置，比如說這次，像我們邀請來的印度學者裡面，我們可以很粗淺地分成下面幾種，一塊是在歐美的，薩拉是在倫敦，有在哈佛的，有在芝加哥大學的；還有像南迪，牛津大學多次邀請他都不去，堅持待在德里；查卡拉巴提是屬於兩邊都在。這就是說，我們當時定名單的時候這兩種都選擇，既不像陳光興期待的那樣本土更重要，也不像我們一般人認為，霍米.巴巴名氣最大，我們是不是把阿帕.杜拉也喊過來，就是說，其實並不是這樣。因為這是印度的現實，它就是被拆分成了這兩地。
陸興華：應該說，查卡拉巴提的講座裡面有一個非常好的模型，這個模型是比較粗糙的，但我覺得很有意思。那個報告裡面一開始就說個問題，就是：中國和印度必然要成為大國，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歐洲的人欺負過我們，欺負是欺負了，但是它在給你一個批判的工具，你可以還手的。簡單地講，你是欺負對方了，你先給他一個還手的辦法，我欺負你，你可以這樣還擊我。民主、平等和權利就是這樣的西方人交到它的被壓迫者手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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