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奇嵐（復旦大學視覺學院）：為什麼這些印度學者的到來會製造、引起我們的焦慮，我們到底為什麼而焦慮，我們到底談的是印度學者還是我們自己，我覺得是後者。
印度學者關注的東西真的是非常的國際化。馬哈拉吉回應高老師關於後殖民的雙重身份，這是西方的還是反西方的，仔細看一下馬哈拉吉的著作之後，我覺得他會說，後殖民是複數的，不是反西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其實他們的視野是非常開闊的。另外一個啟示是，他覺得印度是非常紛繁複雜，用了一個詞是chaos（混亂），這種混亂當中，存在著那種潛在的創造性，因為對中國的現實感覺很混亂，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這個混亂，我們怎樣去挖掘這個創造性，這是哲學家、社會學家、思想家和藝術家的任務所在，這也是我們的工作意義所在。
後來我聽了查特吉講座，我覺得他關心的問題在於知識分子在當代與時代的命運。當然，他覺得泰戈爾對物質文明的批判是非常有啟示性的，而且他對當地的社區的複數性的強調，我覺得也非常重要。第三位是杜贊奇教授，我覺得他給我的一個很大的啟示在於對自己身份和命運的選擇。我問他為什麼去新加坡，他說是想建設整個亞洲的知識分子和思想圈，對亞洲命運的思考。
尼南賈納的演講內容是關於特立尼達島的一個研究。我問她：我怎麼用你的理論解釋我現在想解釋的中國問題。她就回答：你不可能用我的理論，你要從你的事實出發，然後建設你自己的理論，這樣才算解釋這個國家。霍米.巴巴給我一種安心，就是說，他覺得現代性文明也是野蠻，這是一個雙生的姐妹，是不可能避免的。他跟我說，就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但是每一次都是一個收獲，不是白白過去，白白回來，不是一個重複，每一次都有一個新的體驗在裡面，這不是一個推石頭似的運動，而是一個不斷追尋。
（早報記者石劍峰根據現場發言記錄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