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明（中國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當時我覺得特別丟臉，在霍米.巴巴那場討論的時候。霍米.巴巴其實這幾年在改變，我這次明顯感覺到他的一種進步，這種進步跟他在柏林一年的研究是有關係的。我想絕大多數的思想家拿的是八成和七成的研究，當然，也有拿著一個他最熟悉的東西來講，但是，這裡面大多數人，拿出來的是他們不那麼成熟的研究，霍米.巴巴是典型。霍米.巴巴反覆在講，他在廣場（紐倫堡齊柏林廣場）上所感受到的那個東西，那是一個歷史的深淵，那個東西是一個傷口，這個傷口當然是歐洲的傷口，是所謂西方的傷口。十年前的霍米.巴巴是不會這麼做的，現在他說：“這個傷口也是我的傷口，也是我們的傷口。”就是說，他把納粹這個問題——這個歐洲思想史上生發出來的這個東西，這個傷口一起承接在自己的身體裡了。雖然我相信霍米.巴巴帶有表演性，但是，我願意相信這種表演性，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氣的姿態。但是與之相反的是，我們中國學者說我們沒有後殖民，我們沒有殖民現實，跟我沒關係。這樣一種表態是一個醜角。如果只是一個人的情況，我們可以一笑了之，但實際上在相當多的學術界和藝術界都存在這樣一種姿態。
感受到的是個大雜燴
梁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我們請來八個印度教授，一下子湧進來這麼多的知識，我能夠感受到我們接觸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經典，不是一套理論，而是一個大雜燴，也許比我們中國本身情況還要複雜。而且，我一直覺得，以前我們請西方學者來很大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沒有真正地跟他們產生對話，不管是把他們捧著太高，還是像趙汀陽這樣，自我封閉，沒有一種對話姿態，並沒有跟我們產生一種真正的互動，而真正的互動就是陸教授說的，就是要對自己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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