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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文聰認為，“平潭民主實驗區”的籌設和推動，對於中國大陸本身、台灣永續和平、兩岸關係發展，甚至國際社會互動，都深具意義。 |
3、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挑戰。
面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機遇期，儘管台北與北京在“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逐步邁開和平發展的步伐，但不可否認，在兩岸簽署了15項涉及雙方經貿關係的協議或共識之後，雙方無可避免地，將面對更為核心的政治議題談判。然而，兩岸是否都已做好充足的準備，來面對缺乏共識基礎的兩岸政治困局，受到台灣、大陸乃至於全世界的關注，更重要的，將是雙方是否能夠掌握機遇、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為重要的挑戰。
（三）改革開放政治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1、從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的漸進發展。
中國大陸自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後，在經濟上取得舉世驚豔的巨大成就。但事實上，中共在過去長達30年的改革開放中，可以保持政治上的緊縮與經濟上的開放並行不悖，是一個很罕見的經驗，鄭永年即透過對於此種特殊經驗的觀察分析，逐步勾勒出北京當局“漸進主義”（gradualism）的政治改革途徑，其重點在於強調中國大陸政治改革，必須融入中國政治文化與政治意識型態的框架中，才能瞭解其改革的內涵(注6)。而這種漸進改革的政治改革路徑，受到許多學者的認同，例如裴敏欣(注7)、蕭功秦(注8)與史天健(注9)等人的研究皆有類似的結論。因此，中共對於此種從經濟改革過渡到政治改革的漸進主義發展，除了強調“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或“符合中國特殊國情的政治改革”等政策指導綱領外，也主張中國政治改革或民主化進程的漸進性。
2、近年來政治改革的推動。
誠如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所言，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政治體制改革，並未照搬以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為主要特徵的西方政治模式，因此也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這是一種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體制為重點內容的改革(注10)，如以此標準來看，中共近年來確實在所謂“政治改革”概念上，多有發展。此主要可從“正當性”（legitimacy）、“合法性”（legality）和“有效運作”三個層次來看：在政治統治的正當性上，近年來大力推動黨內民主與基層民主；在有效運作層面上，則是強調“服務型政府”的轉化；而從法律運作的合法性來看，對於從依法治國（rule by law）到以法治國（rule of law）的法治建設，更是不遺餘力(注11)。
3、未來政治改革的挑戰.
事實上，中國大陸近年來在經濟上快速成長，連帶使得社會變遷迅速，現在中國大陸社會日益多元，政治事務的範圍越擴大，政府的職能就必須隨之調整，政治體制也就越需要予以轉化。所以在討論政治改革問題時，儘管一般認為，中國大陸在短期內不會出現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體制，但是有許多因素會影響中共的政治發展，例如隨著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會不斷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大陸人民不再依附黨、政、軍、及國有企業過生活，國家對人民的控制力下降；此外，北京當局面臨的城鄉差距、貧富懸殊擴大，人民不滿意中共政權貪汙腐化情形，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控制力下降等問題，也是迫在眉睫。更重要的，西方國家對於推動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工作，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能量，而近年來新疆及西藏的分離運動，也持續威脅中國的一統性。這些挑戰，都造成了北京當局進行政治改革、或更進一步推動民主化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二、核心關懷
在國際之間，對於中國的不信任，論述大多是以“中國威脅”為基礎，而之所以會有“中國威脅”，其根源則是來自於西方國家長期以來的制度優越論－也就是認為中國由於不是實施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非我族類”。更激進者，甚至有“民主國家終將與非民主的中國一戰”的論調，而使西方國家多想對於中國進行“和平演變”。對此，儘管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國際社會基於中國穩定世界金融局勢的貢獻，開始思考“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注12)是否有其優越性，但普遍而言，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仍多有疑慮。
這樣的心理，同時也投射到兩岸關係之上。在台灣方面，儘管2008年520馬英九“總統”上台之後，台北和北京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上，快速開展冰封已久的兩岸關係，雙方也秉持著“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原則，在短短的兩年多時間內，簽署了15項協議和1項共識，充分體現了上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策方針。可以說，對於執政的國民黨和馬英九而言，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之爭早已不是統獨之爭，而是“制度之爭”，亦即早年國統綱領和後來馬英九“總統”的“終極統一論”中，所盼望的“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但對於北京當局來說，或許更認為從“基層民主”所逐步推進實踐的民主過程，才能符合中國的國情和需求。換言之，台北和北京雖然對於“一中”可以“各表”，但對於“民主”，卻仍舊缺乏交集。面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機遇，接下來最為急迫而重要的挑戰，將是思索一個兩岸均能接受的制度典範，以作為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
然而，面對詭譎多變的國際形勢和錯縱複雜的台灣民意，中國大陸諸多“和平發展”的政策舉措，似乎並未能真正獲得國際間的肯定，反而時有“中國威脅”、“中國霸權”等論調。同樣的，大陸方面對於兩岸關係的主張，亦未能完全獲得台灣民眾的支持與認同，而讓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蒙上一層陰影。
儘管中共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堅持改革開放不可逆轉，但其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始終讓人關注，此即為本研究的主要動機。進一步來說，本研究試圖回答，應該如何回應從國際社會、兩岸關係到大陸內部，對於中國大陸政治改革、乃至於民主化的期待與壓力：在兩岸各自堅持的制度選擇上，是否可能如同“九二共識”的政治智慧一般，創想出一個雙方共同的交集實驗場域，來贏取更多台灣民眾的認同、來證明中國對於落實“和平發展”的決心？而面對中國和平發展的機遇和國際社會的挑戰和質疑，中國是否有更強而有力的政策出台，來宣示其政治改革的企圖心？此二點，即為本研究所要回答的根本問題。
質言之，本研究的核心關懷，乃是基於對中華民族積極復興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懷，希望從研究的梳理和創想，建構一個兩岸往來互動的新典範，提供未來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雛形，除了作為兩岸在“制度”面上的交集、化解台灣和大陸所謂的“制度之爭”外，更有機會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堅持“和平發展”的胸襟氣魄，而為兩岸關係、乃至中華民族的和平發展，奠定可長可久的基礎。
三、理論基礎
（一）從“善政”到“善治”，開拓中國大陸民主改革的新視野。
儘管有著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壓力，但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大陸部分重要學者，已能夠從“人本”的角度，看待“民主”的本質。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不但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並指出“民主不僅是解決人們生計的手段，更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不僅是實現其他的工具，更契合人類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食衣住行，如果沒有民主的權力，人類人格就不完整”(注13)。俞氏深刻的肯定民主是一種解決社會爭議的較佳方法，合理分配社會價值的適當程式，以及有效保障民眾權益的制度途徑，不僅有助於吾人跳脫“西方式民主”與“民主普世價值”的爭論，更能夠開闊本研究對於“民主”概念的視野。
對於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進程，俞可平則直指，應該要從“善政”邁向“善治”：所謂“善政”，是指實行以民為本、清政廉明、高效運作、民主有序的政府管理體制(注14)。如果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也就是儒家文化所強調的“以民為本”政治哲學，其最主要意義，就是為政者要帶來清明和威嚴的公道和廉潔，而為官者要像父母一樣熱愛和對待自己的子民。
至於“善治”的本質特徵，俞可平則認為，就在於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係，更是兩者的最佳狀態。其認為：“我們不照搬國外的政治模式。我們的民主政治建設，也必須密切結合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條件。”(注15)從而提出了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責任性”、“回應”、“有效性”、“參與”、“穩定性”、“廉潔”、“公正”等10項指標，作為中國政府治理的重要判準(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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