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大多數台灣學者專家，對於“海西區”的分析，均從“閩台經濟交流”的觀點切入，往往會推導出上述“閩台經貿交流合作受到先天結構侷限”的分析結論。如為具有親綠背景的學者，更可能認為“‘海西區’是針對台商產生磁吸效應，為建立兩岸緊密經濟關係安排佈局、達到將台灣‘香港化’等政策目標，並將‘兩岸交流國內化、地方化’”的政治邏輯。此二者或基於總體經濟發展的趨勢、或基於特定僵固的意識型態，雖均有失公允，但卻不得不承認，這些看法恐怕才是台灣方面對於“海西區”目前多數的認知或見解。
尤有甚者，被“海西區”視為是未來連結台灣重要平台的“平潭綜合實驗區”（以下簡稱“平潭”），也在台灣重要財經意見領袖謝金河、長期參贊兩岸政策事務的前“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榮豐等人陸續考察調研後，被認為要從無到有、讓人不具信心(注26)；甚至長期鑽研“海西區”的廈門大學李非、唐永紅等人，也從廈門本位主義觀點，認為推動“平潭”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徒費資源(注27)。顯見，無論是“海西區”或是“平潭”，外界－特別是台灣各界－並未如預期地出現一片叫好之聲。
2、“海西區”政策認知落差的問題癥結。
上述此種北京當局給予“海西區”高度政策支持，和台灣各界對於“海西區”或“平潭”較不樂觀的前景預判，似乎形成了極為鮮明的矛盾對比－即二者之間對於“海西區”或“平潭”的政策前瞻，有著極大的落差。不禁讓人要問：同一個“海西”、同一個“平潭”，為何有如此天差地遠的認知差異？
對此，本研究認為，北京提供的，是一個宏觀大局的政策方針和戰略構想，而一般民眾或學者專家所關切的，則是“海西區”或是“平潭”究竟有哪些和其他經濟區域不同的具體政策。換言之，兩者之間所思考、關注的面向未盡相同。直言之，“海西區”概念推動迄今已逾六年、而中央的政策出台也超過一年，之所以仍有這樣的落差，一方面固然可能是持負面意見者並未真正瞭解“海西區”或“平潭”的政策構想，另一方面卻更可能是現階段“海西區”或“平潭”的既有政策，確實未能真正切中北京的制度設想，或滿足民眾的政策期盼。換言之，“海西區”及“平潭”政策問題的癥結，在於其政策方針是正確的、但具體操作的執行方案，卻似乎欠缺臨門一腳，而有所不足。
3、從“平潭”試點重新思索政策新典範。
“海西區”的政策發展，儘管有著上述的問題，但只要具體政策思考得宜，兩者之間的鴻溝，並非不能弭平。其中，本研究認為尤以“平潭”的政策規劃最為重要，特別是福建省現正針對“平潭綜合實驗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研擬制訂，對外徵求各方意見，本研究希望能夠提供另一個不同的創想面向，去思考“海西區”或“平潭”究竟應如何充分掌握中央在政策方針上給予“先行先試”的重大契機，尋求突破過往傳統的政策思維，找出真正突出優勢、切實可行，且又能夠撼動民心的策略方案，進而成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新典範。換言之，本研究想要回答的問題，就是“海西區”的政策規劃，究竟應該何去何從，才能夠真正同時滿足區域經濟發展、又能兼顧對台交流合作，既成為兩岸和平發展制度交集的新亮點，甚至做為中國向國際社會宣告邁向世界的重要制度典範？
而這一切的答案，都在“平潭”。
（三）研究重點
基於上述的核心關懷，本研究主要的研究重點，有以下四個面向：
1、從現階段的政策方針與戰略思維，理解“海西區”政策定位。
首先，為了思索“海西區”政策的新典範，本研究將從現階段北京當局政策方針和戰略思維出發，從對台政策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高度，去理解“海西區”的政策定位，以作為進一步思考“海西區”政策突破的重要基礎。此又包括了兩個面向：一是要從北京的高度，去理解“海西”戰略作為對台政策先行先試的重要意義，另一則是從福建的角度，去檢視“海西”政策作為閩台對接、發展經濟的政策意涵。
2、藉由理論和實務分析，建構從“海西”到“平潭”的新典範。
在確立了“海西區”的政策方針和戰略意義之後，本研究將一步從理論和實務面向，去探索創造從“海西”到“平潭”政策典範的可能性。在理論面向，本研究將站在兩岸統合、和平發展的核心價值之上，去檢視各種統合的路徑選擇和模式檢討，嘗試從中摸索出一條契合於“海西區”的新道路；而在實務面向，本研究將透過SWOT的分析方式，務實的瞭解“海西區”和“平潭”的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並據以評估未來的政策發展方向。
3、提出從“海西”到“平潭”務實可行的規劃設計及政策建議。
發展面向上的優劣情勢後，本研究將在理論檢視的基礎上，提出“海西區”和“平潭”新典範策略的路徑選擇，並進一步具體提出務實可行的規劃設計和政策建議，為“海西區”和“平潭”，從理論論述、政策方針、策略選擇到制度設計，提供一個全面的政策新典範。
4、從“平潭”試點實驗，轉化成為深圳、廈門政治改革的芻議。
在平潭試點實驗的基礎上，則可以與近期中國大陸所倡議的“政治改革”相連結。本研究將從深圳、廈門等發展成熟的經濟特區中，推動政治改革所具備的優勢和可能面對的潛在挑戰去思考，並以“平潭”試點的政策設計為基礎，進一步提出對於“經濟特區”轉化為“政治特區”的政策芻議。
五、預期成果
本研究從“和平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去思考“海西區”及“平潭”可能的制度創想，其目的不僅在為“海西區”及“平潭”的未來發展提供政策建言，更重要的是透過本研究所提供的政策建議及規劃方案，建構一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典範，甚至進一步向國際社會彰顯中國促進區域和平穩定的立場與決心。因此，可以從下列五個面向歸結出本研究的預期目標和研究貢獻：
（一）對於海峽經濟發展的貢獻。
透過“海西區”和“平潭”去連結海峽兩岸的經濟區塊，對於“海西區”經濟發展的貢獻自然是不言可喻。但更為重要的，本研究預將提供全面性的制度創想，讓從“海西區”到“平潭”，不僅只侷限在經濟優惠政策上的“先行先試”，而是從制度基礎，深化海峽兩岸的連結，讓兩邊的經濟效益，具體落實在制度的建構當中，為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二）對於中國政治改革的貢獻。
中國政治改革的發展的路徑是摸索漸進的，但面對進一步深化政治改革的迫切壓力，本研究所倡議“平潭”試點，其政策經驗將彌足珍貴，而可從“平潭”的政策新典範中，抽離出適合深圳、廈門等發展成熟的經濟特區、轉化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或“政治特區”的政策建議，作為未來深化中國政治改革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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