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於兩岸和平發展的貢獻。
本研究整體的研究方向，即在於透過“海西區”和“平潭”的制度設計，尋求兩岸制度的可能交集。因此，透過上述研究重點的深入研析，將建構本研究所規劃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典範，成為繼“九二共識”抽象政治共識之後，兩岸之間在制度面真正的實質交集，不僅對於深化未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所助益，也能夠具體地讓台灣民眾更直接感受到中國大陸在對台政策上展現的誠意和用心，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真正起到直接的作用。
（四）對於中華民族復興的貢獻。
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可以說是全球華人共同的企盼，更是中華民族再次振興的重要關鍵，唯有讓台灣和大陸制度互補的能量充分發揮，才能夠讓中華民族全面復興。因此，透過本研究的思考，預期將建構上述兩岸和平發展的新典範，並且在此制度典範的連結下，結合台灣民主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引導大陸備受注目的發展潛力，作為匯聚兩岸能量的新平台，為推動中華民族全面復興，提供關鍵性的作用。
（五）對於國際社會穩定的貢獻。
儘管中國矢言“絕不稱霸”，但國際上始終有“中國威脅”的敵意氛圍，影響到中國在戰略機遇期的和平發展。如能具體實踐本研究對於兩岸關係的新制度構想，不僅可以彰顯中國對於和平發展的決心，進而爭取到國際社會更為堅實的認同，同時也能夠透過從“海西”到“平潭”的制度落實、從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進而維持亞太區域的和平互動，除可確保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外，也能夠對國際社會和亞太區域的和平穩定做出具體貢獻。
貳、政策方針與戰略思維
本研究主張連結“增量民主”和“台灣經驗”，吸取傳統中華文化精髓和台灣民主經驗教訓，充分發揮中國政治改革的“後發優勢”和“漸進優勢”，建構“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一國兩治民主實驗區”，並且建議選擇“海西區”的平潭島做為優先試點區域。此一政策建議，不僅符合中國國情發展與政治現實的政策選擇，更重要的是，既符合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所主張的“穩定、發展、改革”的辯證發展路線，也服膺在“和平發展”、“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等對台政策指導方針之下。
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指導方針
（一）對台政策的基礎：從“一國兩制”到“一國兩治”
早在“一國兩制”出台之初，北京當局即認為，“一國兩制”將是解決意識形態和兩種社會制度矛盾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它能夠在保留雙方意識形態和不同社會制度下，結束分裂，實現統一。雖然早在1982年初，鄧小平即已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口號(注28)，但一般研究學者仍將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喬治城戰略研究所主任布里辛斯基（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時的談話，視為“一國兩制”名稱正式出現與定義的的時間(注29)，鄧小平說：“我們提出的大陸與台灣統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後，台灣仍搞他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注30)
不久，同年5月，中共六屆人大二次大會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決議正式使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作為中共解決台灣、香港、澳門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方針的概括性語言，使此一提法有了法律效力，後來，鄧亦直接將此概念直稱為“一國兩制”(注31)。
1、“一國兩制”的構想與內涵。
“一國兩制”的基本構想，主要是針對香港、澳門及台灣所提出來的，是在這三個地區於統一後，有一個過渡時期，仍然保留原來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在大陸則繼續維持社會主義制度。換言之，所謂“一國兩制”，只存在於過渡時期，中共給予港、澳的時間為五十年。五十年後將仍然成為“一國一制”(注32)。其次，中共的“一國兩制”仍然承襲其一貫政策，北京當局是中央政府，台、港、澳為地方政府，是屬於特別行政區、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換言之，“主權”仍屬於北局當局，但這三個地區可與外國維持經貿、文化關係，並設立辦事處，但一切涉外事務及建立上述關係時，仍需由中央決定；同時，自治區或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仍是由全國人大所制定。
2、從“一國兩制”到“一國兩治”－－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實踐。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可以說是北京當局為解決台灣、香港、澳門等問題的重大政策發明，而隨著97年、99年香港、澳門陸續回歸之後，也確確實實地落實在這兩個特區之中。其成效斐然，從港澳地區近年來高速的經濟發展和穩定的政治秩序即可感受。直言“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可以說是鄧小平著眼於當年香港、澳門、台灣的經濟制度與經濟成就，遠勝於大陸，進而希望漸進的拉近兩者之間的距離，所擘劃出的制度設計。
但面對台灣問題，複雜的兩岸關係－特別是台灣內部的民意趨向－－使得“一國兩制”的立意雖然良善，但被接受度始終有限。誠如前述，現階段的兩岸之爭，主要是在“制度之爭”，面對制度爭議，的確無法判定孰好孰壞、孰對孰錯，但對於正處於改革開放機遇期和轉型期的中國大陸來說，務實辯證地去思考兩岸關係的“現在式”，確有其必要性。對此，本研究認為，以胡錦濤總書記所倡導的“科學發展觀”，“正、反、合”地辯證思考“一國兩制”的延展空間，將能夠賦予其更符合兩岸現實發展需求的政策內涵，進而真正彰顯“一國兩制”理論的生命力。
從“正”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智慧結晶，也在港澳地區實施確立，自有其深刻價值；從“反”的角度來說，由於台灣和大陸的歷史和現實因素糾葛，始終無法讓中國大陸明確落實“兩制”，也讓兩岸之間缺乏對於“一國兩制”的信任基礎；因此，從“合”的角度分析，由於兩岸之間並未統一，雙方目前最為需要的，就是一個證陳“兩制”之中的“台灣制度”，可以被具體實踐的場域。總結來說，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思考，既然台灣現階段無法作為“一國兩制”的實踐區域，應該可以考慮優先“創造”一個可以吸納台灣制度的先行先試區，來向台灣人民證陳兩岸之間確實能夠共存共治，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證明“一國兩制”理論與時俱進的生命力。
從“一國兩制”的科學辯證發展，強調的是透過兩岸人民的共同治理，推演出兩岸共榮共存的新路徑，對此，本研究將其稱之為“一國兩治”：所謂“一國兩治”，就是在維持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一國”之中，創造性的規劃一個區域，以中華民族的固有文化特色為基礎，建構一個兩岸人民共同治理的實驗區，讓“增量民主”和“台灣經驗”在此連結，向台灣人民證陳“兩制”確實可行。此種“一國”但是“兩治”的制度設計，長遠來看，除了能夠向台灣人民證明中國大陸的宏觀格局外，也能夠在兩岸人民共同治理的基礎上，逐步展現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具體效益。從“一國兩制”到“一國兩治”，可以說是一個“兩步走”的戰略設計，既服膺在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對台政策基礎上，也充分發揮了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的政策邏輯，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和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指導方針，均能發揮積極正面的效益。
（二）當前兩岸關係的主旋律：“和平發展”
2007年10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的篇章中，針對兩岸問題，提出了“和平發展”對台政策的重要宣示，可說是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針對兩岸關係和台灣問題的重大論述創新，也是中共落實對台工作一系列方針政策的新舉措。
事實上，兩岸“和平發展”論述的首次提出，可以追溯到在2005年“連胡公報”之中。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連戰應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邀請，率國民黨訪問團訪問大陸。胡錦濤與連戰於4月29日在北京舉行會談，並共同發佈“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聯合公報（即所謂的“連胡公報”）。公報除了論及“建構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架構”之外，胡錦濤更指出“建構和平穩定發展的兩岸關係，對兩岸同胞有利、對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有益”，可視為是北京當局第一次提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概念(注33)。隔年4月，連戰再次訪問大陸參加“國共兩岸經貿論壇”，並再次與胡錦濤會面。胡錦濤於第二次連胡會中則明確提出，“和平發展應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主題，成為兩岸同胞共同為之奮鬥的目標”，並進一步提出了包括堅持“九二共識”、為兩岸同胞謀福祉、深化互利雙贏的交流合作和開展平等協商等“關於兩岸和平發展的四點建議”(注34)，表明了中共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概念的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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