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善政”到“善治”，對於中國傳統儒家政治文化的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制度內涵，提供了一個富有意義的連結思考，而在此基礎上，更能夠突顯出“民主”作為普世價值的根本意涵，而不僅只是西方社會所強調的選舉政治和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對此，美國重要的民主政治學者Larry Diamond近年來也益發強調，以選舉所界定的“民主”，只能算是形式上最起碼的“選舉的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真正的“民主”，則是包含了對行政權加以限制、強調法治、保障個人自由、對媒體控制降到最低程度和尊重少數權利等元素的“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注17)，而與俞可平“民主是個好東西”遙相呼應，進而提供了本研究更為全面地思考中國大陸民主進程的重要理論基礎。
（二）連結“增量民主”與“台灣經驗”，芻議中國大陸政治改革。
“善政”和”“善政”，是俞可平所倡議的“中國式民主”的內涵，但從“中國民主改革”的發展進程來看，俞可平則強調，應該要採取漸進的“增量民主”。其認為中國的政治發展在過程上是漸進的和緩慢的，但中國的民主政治將在漸進發展中有所突破。根據“增量民主”的邏輯，中國的政治發展從總體上看將是漸進式的。這種漸進改革或漸進民主形成一種路徑依賴，未來的民主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設，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種新的增長，是對“存量”的增加，是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是長期積累性改革的結(注18)。
依據俞氏“增量民主”的理論，其要旨在於，推進民主治理的重大改革，必須擁有現實的政治力量，取得大多數人民群眾和政治精英的支持，擁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這些改革應當最大限度地符合現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違背現有的憲法及其他基本法律。而發展增量民主的基本途徑，就是致力於“不斷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注19)。
然而，儘管俞可平認為未來的中國民主政治，將沿著“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由基層民主向高層民主”、“由更少的競爭到更多的競爭”等三條路線穩步地向前推進(注20)，但對於“增量”的基礎和動力，卻較少具體的著墨。對此，本研究認為，中國可以吸取其他民主國家的教訓，來設計自己的民主，因而擁有一種“後發優勢”，這為“增量”發展提供了具體的制度設計參考；而中國由於特殊的政治結構和國情，應該以試點的“漸進優勢”作為基礎，此為“增量”發展提供了具體的路徑發展建議。
但值得吾人進一步思考的是，“後發優勢”的制度參考究竟為何？“漸進優勢”的試點路徑又應該為何？
對於“後發優勢”的制度參考，本研究主張以“台灣經驗”作為連結：由於台灣可說是目前華人社會中，最為接近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體制，而台灣在政治改革的歷程與民主發展的教訓上，亦有各種各樣成功或失敗、正面或負面的具體例證。兩岸之間同樣具有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同樣享有傳統儒家民本文化遺產，台灣的民主化轉型過程，多有深刻而寶貴的經驗，可供中國大陸參考，而讓中國大陸的“後發優勢”發揮得宜。
對於“漸進優勢”的試點路徑，本研究則認為，短期內尚不適合直接將深圳、廈門等經濟特區，直接轉型為“政治特區”，而倡議選擇以“海峽西岸經濟區”中，具有“先行先試”優勢的“平潭”，作為試點的優先選擇。簡言之，平潭除了具備作為“試點”的優越地理區位外，其與台灣之間的地緣關係，和北京當局所提供的政策優勢，讓其成為中國大陸“民主試點”的最大交集(注21)，而可以使得“漸進優勢”充分落實。
總結來說，本研究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可以在“台灣經驗”的後發優勢，和“民主試點”的漸進優勢下，更為有效的讓“增量民主”起到作用；而此一“增量民主”和“兩岸關係”的有機連結，也能夠讓台灣和大陸之間更為緊密的共榮共存。此一“後發優勢”和“漸進優勢”的制度連結，正是本研究所倡議的“一國兩治平潭民主實驗區”。
四、政策背景與研究重點
基於對“改革開放政治發展”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核心關懷，本研究認為，應從兩岸連結、進而思考制度建構，作為政治改革實驗的試點基礎及兩岸和平發展的新典範。換言之，本研究對於建構制度的思考，基礎乃是尋求兩岸共有的交集。對此，儘管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10年8月18日考察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週年的場合中，提出：“未來中國不僅要推進經濟改革，更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而使得近期各界多有直接將“經濟特區”轉化為“政治特區”的議論，但本研究認為此種試點實驗一步到位的轉化方式，除了缺乏台灣民主經驗的連結外，更重要的，現階段深圳、廈門等經濟特區社會發展已臻成熟，任何一個未明的政治試點改革，所要涉及的範圍太廣、付出代價太高。應該回歸到“試點”的本質意涵，優先選擇具有政策開放優勢、又不至於產生“漣漪效應”的區位。因而，具有“血緣、地緣、法緣、文緣、商緣”等“五緣”特殊區位的“海峽西岸經濟區（以下簡稱“海西區”）”中，更進一步出台的“平潭綜合實驗區”，由於享有對台先行先試的政策優勢，將會是打造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典範的最佳實驗場域。
（一）政策發展
1、“海西區”政策概念的源起。
2009年5月，中國國務院出台了《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以下堅稱“若干意見”），為福建倡議多年的“海峽西岸經濟區”注入一劑強心針。事實上，“海西區”淵源已久，早於1995年，廈門大學台研所學者即已提出所謂“建設台灣海峽西岸經濟區”、“海峽西岸繁榮帶”等原始概念(注22)；2003年9月福建人大一次會議時，省長盧展工首次提出“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構想，始獲北京當局注意。2005年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時，特別將“支持海峽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技術交流與合作”此一觀點納入其“十一五規劃”的決議內文中，賦予該政策特殊的政經意義，而成為福建近年來推動的重要區域發展政策。2006年兩會期間，溫家寶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度提出“支持海峽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的經濟發展”，使得“海西區”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重點工作之一(注23)。
2、“海西區”政策位階的提升與政策力度的加大。
儘管福建努力不懈的推動“海西區”政策，但由於民進黨執政時期兩岸關係的停滯，連帶使得“海西區”始終未能受到中共中央的青睞，直到2007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於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支持海峽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經濟發展”，首度將“海西區”的概念，提升至黨的方針位階，才真正開始受到重視。
隨著馬英九政府的上台與兩岸關係的正常化，北京當局也重新審視這個與台灣具有“血緣、地緣、法緣、文緣、商緣”等“五緣”優勢的特殊區位，終於在2009年5月出台了“若干意見”，讓“海西區”的政策發展位階，真正排入中央的重點區域，而被視為是繼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之後，另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亮點。
在政策位階提升之際，北京當局也開始加大對於“海西區”支持的政策力度，從2009年5月首度舉辦規模空前的“海峽論壇”開始，福建省進一步在同年7月出台了《福建省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其中提出了“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對台政策新構想；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更在2010年春節選擇了在廈門與台商過節，以實際行動宣示對於“海西區”政策的全力支持(注24)，至此，“海西區”在全國經濟發展和對台政策的位階高度，可以說已完全確立。
（二）問題爭點
1、“海西區”政策發展的侷限與挑戰。
儘管近年來“海西區”的政策位階和政策力度都不斷的上升，但對於“海西區”政策是否能夠成功，台灣部分學者並不樂觀或持保守看法：認為儘管福建省相對於長三角和珠三角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台灣，親族關係也更密切和普遍，但始終受限於腹地縱深、交通和基礎建設相對落後等因素。福建一向是戰備最前線，故在基礎建設和城市化等各方面都遠落後於長三角和珠三角，除了生產領域配套不足外，還缺乏廣大腹地和市場。此外，從台商目前的投資取向和趨勢，以及在大陸的角色與佈局的轉變，“海西區”對台商的誘因並不突出；隨著大陸工資水準和購買力提升，除了高科技產業之外，許多台商的市場主攻點已逐漸轉移至大陸內部，而非在國際市場競爭，尤其是民生用品製造業、服務業和零售業。因而閩台經貿交流或合作開發“海西區”，在兩岸經貿發展的全局上看，難以取得顯著的優勢(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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