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文件設計的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2010年上半年，公安部門和發改委牽頭制定一份全國性的戶籍制度改革文件，該文件主要從人口管理的角度，對戶籍改革提出原則性的指導意見；核心內容仍沿用最初的思路，即戶籍回歸戶籍登記和自由遷徙功能，在全國實行居住證制度。這一思路最終形成一份原則性的方案，在徵求農業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土部等部門意見後上報國務院，一直在等待批覆。
與此同時，各地以“打破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為出發點的地方戶籍改革試點，一時成為主流，去年以來發展尤其快速。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戶籍改革當中最為突出的矛盾和農民工有關。他指出，長期的二元結構使城鄉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務差距擴大，農民只能通過進城打工增加收入，但他們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務，這個問題不解決，長期看將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此，當務之急是解決已經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農民工及其家屬，令其能夠被城市的公共服務所接納。
較早試點的有廣東、重慶等地，其落戶限制大為放寬。如2010年6月7日，廣東省首先提出“積分入戶”的思路，對農民工入戶城鎮的條件進行指標量化，當指標累計積分達到規定分值時，農民工即可申請入戶城鎮。重慶則在2010年7月28日，啟動全國最大規模的戶籍制度改革，並明確表示轉戶農民要享受“就業、社保、住房、教育、醫療”等城市待遇。
陝西、吉林、遼寧、寧夏、昆明、河北、四川也相繼出台以放開農民入戶城市為重點的戶籍改革文件，戶籍制度改革似乎又駛入一條快車道。
不過，這些地方的試點隱約都有一個共同點，即農民入戶城市要以交出土地為代價。中國公安大學教授、戶籍改革專家王太元分析，農民進城需要城市提供社保、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開支不菲，如果失去土地收益的支持，地方政府恐難兌現。據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調查，當前農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萬元人民幣。正因為此，在許多地方，為獲得資金平衡，土地成為撬動戶籍改革的“杠杆”。
一些進行試點的地區，出現了為獲得農民土地，強迫農民“上樓”的現象。這引發了新的擔憂。一參與文件制定的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分析，農村穩定是決策層考慮的頭等大事，中央擔心農民進城沒有就業，一旦經濟增長減速，不但城裡的社保“保不住”，失去土地後農民無法再回農村。
這一擔憂促成了目前戶籍改革方案的出台，“漸進式”改革再度成為現實選擇。同時，無論地方設定怎樣的戶籍改革策略，文件要求戶籍改革必須和土地脫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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