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吉林、遼寧、寧夏、昆明、河北、四川也相繼出台以放開農民入戶城市為重點的戶籍改革文件，戶籍制度改革似乎又駛入一條快車道。
不過，這些地方的試點隱約都有一個共同點，即農民入戶城市要以交出土地為代價。中國公安大學教授、戶籍改革專家王太元分析，農民進城需要城市提供社保、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開支不菲，如果失去土地收益的支持，地方政府恐難兌現。據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調查，當前農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萬元人民幣。正因為此，在許多地方，為獲得資金平衡，土地成為撬動戶籍改革的“杠杆”。
一些進行試點的地區，出現了為獲得農民土地，強迫農民“上樓”的現象。這引發了新的擔憂。一參與文件制定的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分析，農村穩定是決策層考慮的頭等大事，中央擔心農民進城沒有就業，一旦經濟增長減速，不但城裡的社保“保不住”，失去土地後農民無法再回農村。
這一擔憂促成了目前戶籍改革方案的出台，“漸進式”改革再度成為現實選擇。同時，無論地方設定怎樣的戶籍改革策略，文件要求戶籍改革必須和土地脫鈎。
距離自由遷徙有多遠？
接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人士分析，短時間內國務院不會再出台讓戶籍和福利徹底脫鈎的改革方案，要等待各地基本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後，真正的“遷徙自由”才有實現的基礎。
知情人士稱，中央認同戶籍跟福利脫鈎的大方向，但又惟恐一旦徹底放開，地方政府財力難以承受，會導致出現流民和貧民窟等“城市病”。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政府擔心，一旦允許自由遷徙，人口會無限度湧入。2003年，鄭州試驗放開落戶限制，人口大量湧入，城市教育資源無力承擔，試驗被迫中止，諸如此類的失敗案例更加重了上述擔憂。陳錫文認為：“如果僅是表面上統一了城鄉居民戶口，實際上並沒有得到相應的福利，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李鐵認為，在沿海發達地區城鎮，就業機會多，雖然可以吸引農民工落戶，但會給當地政府造成巨大的支出壓力，很難提供和當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在中西部中小城市，則面臨“沒有就業機會、交通不發達、產業過不去”等問題，沒有就業機會，即便想放開戶籍約束吸引人口流入，也並不現實。
他認為，在現有條件下，可以首先為一部分長期在城市就業的居民，農民、外來人口提供“本地化”的公共服務；但更長期的做法是逐步縮小教育、社保、住房等公共服務的差別，這樣才能最終消除“自由遷徙”的真正障礙。
在不少學者看來，要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最大障礙是資金。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袁崇法說：“中央始終不投錢，地方只能有多大能力辦多大事，現在的戶籍改革，就像地方政府給開的門，只是門開大開小的問題，並不能敞開。”
據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專委會委員馬力測算，中國農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萬元，就其中最基本的幾項公共服務如義務教育、醫療保障、養老保障、公共設施共享以及就業服務而言，農村和城市費用差約為每人3000元，一般來講大城市是50萬元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幾萬元。
如何盡快拉平投入差距？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鬥認為，中央政府應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給外來人口提供創業、就業的優惠政策，幫助地方政府解決財政難題，中央和地方結合。從根本上，需改變現在行政分配資源體制，實行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將資源向需要發展農村基層、縣級小城市分配。
一位長期研究三農問題的學者認為，當務之急是釐清中央和地方的責任，明確進城農民享受的市民化服務哪些屬於中央負責、哪些需要地方承擔；同時，對外地人落戶城市設定具體的步驟和框架。
王太元則指出，任何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變革，只要不變革公共財政制度，就不可能成功。要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不但要依法規範公共財政支付與公眾自身支付的關係，還要科學範定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關係，同時更要科學界定本地財政收入與支出的關係；就目前的制度現狀來看，他認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來源：《新世紀》－財新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