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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文聰強調，創新制度新典範，才是“海西”與“平潭”躍升的關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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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統合類型與路徑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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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兩岸整合類型化示意圖 |
中評社╱題：籌設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一國兩治”民主實驗區（中），作者：鄧文聰（台灣），財團法人愛與和平基金會董事長
編者按：本文作者鄧文聰，是一位白手起家、耕耘兩岸25年的成功台商，也是台灣幸福人壽的董事長，不久前更捐資成立財團法人愛與和平基金會，希望藉此作為兩岸化解歧見、凝聚共識、推動和平的一個平台。
在經商之余，鄧文聰先生更是關心兩岸關係的發展以及未來和平解決之道。他根據自己長期的研究、觀察和思考，最近完成名為《籌設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一國兩治”民主實驗區》的7萬余字長文，以全新的思路和視角，探討兩岸和平融合之道。鄧文聰的論述，儘管仍有不完善之處，還需進一步完備和補充，但他的這份心意和對兩岸關係的情意，卻值得我們所有人學習和尊敬。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了“天下大事，匹夫有責”的中華傳統精神。
為使更多的讀者瞭解鄧先生的見解，本刊略經編輯，擬分三期連載此文，希望引起大家廣泛關注和理性討論，從而豐富和發展兩岸和平發展理論體系，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
叁、理論模式與案例探討
一、兩岸整合的模式探討Ⅰ
對於兩岸整合的路徑選擇，台灣學者高朗提出了兩種路徑的思考，頗值吾人借鏡：以“整合”(指政治體間心理、政策與制度之配合、一致性的程度)和“統一”(指政治體之間政府的合併，創立新的政府，可能是聯邦制或單一制)兩個變數做為分析架構，使用橫軸與縱軸區分，進而整理出下列四種統合類型(注1)：
（見圖一：統合類型與路徑示意圖）
資料來源：王俊南，2001，〈兩岸統合歧見之探討：理論與實務〉，台北：《共黨問題研究》第27卷12期，頁10。
1、象限I是指政治統一內部也高度整合的情形，如聯邦制的美國；
2、象限Ⅱ是指政治未統一但政治體間有高度整合的情形，如歐盟；
3、象限Ⅲ是指政治未統一、政治體間彼此也尚未有整合，如兩岸及國際體系間一般主權國家間的互動關係；
4、象限Ⅳ是指政治統一但政治體間並未整合的情形，如加拿大與魁北克，英國與北愛爾蘭及香港、澳門回歸中國後彼此間的關係等。
上述四種不同的統合類型，其實隱含著兩種不同的統合途徑，一條是屬於由下而上、先合再統的“漸進式途徑”（gradual approach），從象限Ⅲ經過象限Ⅱ至象限Ⅰ，此為新功能主義的統合策略，注重的是統合過程與條件，此以台灣過去的“國統綱領”最可為代表：將兩岸統一的進程分為近程－交流互惠、中程－互信合作、遠程－協商統一等三個階段，每一階段都設立一些條件，唯有在條件滿足後，始能進入次一階段，主張的立場是從象限Ⅲ經過象限Ⅱ的溝通、交流經驗，促成兩岸經濟與社會統合後，再通往象限Ⅰ的目標實現統一。
另一條路徑是由上而下、先統再合的“概括式途徑”（holistic approach），從象限Ⅲ經過象限Ⅳ至象限Ⅰ，此為制度主義的統合策略，注重的是統合的制度設計。北京當局整體的對台政策，即偏向此一路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國兩制”，即是先設計出一套制度，並希望雙方經由談判、直接完成兩岸統一大業後，宣示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現行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經濟制度可以保持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的模式，以求先進入象限Ⅳ，再利用制度間的磨合，轉向象限Ⅰ(注2)。
必須指出，上述所謂“漸進主義”統合模式的相關例證－特別是歐盟，始終未能達到“統一”的實質效果，是否足以作為兩岸統一的路徑選擇，不禁讓人打上問號。而“制度主義”的路徑，最有說服力的例證，就是在港澳地區實施的“一國兩制”，從近年來港澳經濟快速發展、與內地高度整合的情形來看，“一國兩制”確實具有制度上的優越性。持平而論，“一國兩制”的提出和落實，雖然有港澳發展的背書保證，但由於台灣內部民粹主義的橫行，已將其“妖魔化”或“汙名化”，根據台灣陸委會歷年來的民調，認為“一國兩制”不適合在台灣實施的數據，始終在七成左右徘徊(注3)，對於北京當局“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政策來說，不啻為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然而，並非“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有其問題、更非“制度主義”的路徑選擇是錯誤的，而是“一國兩制”在台灣有著糾葛不清的政治和歷史問題。鑒於“一國兩制”在港澳地區的成功實施，我們更加堅信，“制度主義”確實是兩岸邁向統合的可行路徑，但面對“一國兩制”在台不受支持的現實狀況，我們必須重新思索，還有沒有哪一種制度的設計選擇，既能夠不違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本精神、但又能夠展現全新的生命力，讓台灣民眾耳目一新，成為落實“制度主義”統合路徑的新典範？
答案就在“海西區”和“平潭”的先行先試之中。但要具體說明這個答案，則要先從兩岸統合模式的各種可能模式分析談起。
二、兩岸整合模式的類型化分析
根據大陸涉台專家、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李家泉的統計分析，目前對於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張和方案設計，從國家的主權和治權的關係來看，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共102項，分別為(注4)：
1、“一國一制”：主張主權與治權均統一。關於“一國一制”，主要又可區分為“大陸模式”和“台灣模式”兩類，共11種。大陸模式是主張以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代替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台灣模式是主張以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後一類有蔣經國提出的“一國良制”、姜敬寬提出的“一制多元”、邵玉銘提出的“中華民國模式”、楊國樞提出的“台灣發展模式”等。
2、“兩國兩制”：主張把主權和治權都分開。關於“兩國兩制”，共有六類70種，其中又有“一國兩府”、“邦聯制”、“經濟模式”、“文化模式”、“一中一台”、“奧運模式”等各不相同的概念，但大多強調台灣政治主權獨立的前提，才進一步思考兩岸統一的可能。
3、“一國兩制”：主張在主權統一下，使主權與治權相對分開。關於“一國兩制”，主要以鄧小平1982年間提出的科學構想為代表，之後雖然有不少人提出這類想法，但無非是在“一國兩制”的表述和具體化方面有所不同，基本並未能逾越鄧小平的見解。
上述李家泉的分類，雖不見得完全精確，但是提供了我們有關於兩岸整合類型化的啟發。事實上，是利用“治權”和“政治制度”作為切割，區分為上述三種類型，但究其根本，則可以下圖表示：
（見圖二：兩岸整合類型化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家自繪。
可以發現，除了李家泉所區分的“一國（區）一制”、“一國（區）兩制”、“兩國（區）兩制”外，應該還有另外一種類型－“兩國（區）一制”，才是真正完整的類型化所有兩岸間可能的整合模式。至於各種類型的具體案例，本文則將於下節討論檢視。
三、各種案例的檢視與探討
（一）“一國一制”的案例檢視：經濟特區模式
1、概念內涵：經濟特區是指單一制國家中，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特殊經濟形態。經濟特區並不是中國首創，國外有大量類似經濟特區的地區，其歷史最長的有一百多年，一般以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自由關稅區、自由港區等形式出現。特區的來歷、形式儘管各不相同，但有幾個共同特點，一是有特殊位置，二是有特殊任務，三是有特殊政策(注5)。
2、發展狀況：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四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廈門、汕頭）開始，迄今已經發展出諸如上海浦東、天津濱海等“開發新區”、廈門象嶼和福州馬尾等“保稅區”等不同的“特區”型態，但綜觀其本質，仍然是在“一國一制”的體制下，劃分出特殊區域，並且僅賦予經濟事務的特殊優惠政策。
3、模式評估：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曾經出現過多種發展模式，如農村的大包干、城市的經濟責任制、蘇南模式、溫州模式、順德模式等等。但這些模式對全國只產生階段性和局部影響，並沒有成為全國普遍模式(注6)。對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產生長遠和全域性影響的，就是“經濟特區”。經濟特區成功後，中國更先後建立了海南經濟特區，浦東新區和濱海新區，逐步開放沿海城市、沿江城市和內陸地區。此種由“經濟特區”這個“點”，推動全國全方位開放，其實就是中國三十年來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秘訣－也就是所謂的“試點”。誠如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其新著《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中所言，中國至少在過去30多年非常成功，推動這種進步的，並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國複製了西方模式，而是中國對於“經濟特區”試點的充分運用(注7)。但必須指出，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經濟特區”，其本質只有一個：就是在“一國一制”的框架下，由中央政府提供特殊的經濟政策優惠。這種模式，既無法符合兩岸現況的政治現實，更遑論適用在兩岸未來統合的路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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