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下台，胡志明一度兼任四年的總書記之職，但他是長期不抓實務的“外來和尚”，只能請黎笋協助處理黨務，實際上黎笋是真正的總書記，1960年越共三大，“胡伯伯”把總書記位置讓予黎笋。
黎笋的“強勢”既來自他的資歷能力，也來自於莫斯科的支持，中蘇兩黨關係惡化，越共被迫向蘇共一邊倒，蘇共堅決支持這位親蘇總書記，同時加大了對北越的援助。儘管這位“強勢總書記”未搞過什麼出格的政治鬥爭，不是“超人領袖”，也被後來的越共視為不愉快的“前車之鑒”。
不能不提的是，越共總是在正確的時間跟對了“正在正確”中的大哥。“胡伯伯”和越共崛起之際，處於蘇共領袖換代時期，蘇共高層權力機構和國際革命觀念發生變化（輸出革命方式不再盲目和激進，盡量避免與美國發生全面戰爭），赫魯曉夫掀起反斯大林化運動，警告過當時越共比較過火的“胡志明個人崇拜”宣傳，越共立馬認錯，大加收斂。
越共的土改、反右、改造、造神一樣不少，雖然造成很多災難和困難，但在蘇聯指導下相對溫和並經常得到糾正。在後斯大林時代，不容許（也無法再出現）用血腥清洗解決內部矛盾已成蘇共上下共識。另外，越共從登上政治舞台直到80年代初，戰爭從未斷過，外部帶來的生存壓力，也不可能引爆激烈內鬥；被迫向蘇聯一邊倒後，戰爭中的越共更強化了對莫斯科的依賴性，必須接受其價值觀（老撾共產黨情況與越共類似）。緬共和柬共正好與越共相反，選擇了倒向當年的北京，走極左路線，遂有共運史上最殘酷的自相殘殺，直至四分五裂而瓦解。
“胡伯伯”在世時，他的另一個職務國家主席亦具有象徵性，他去世後這個職位更加虛化。先後有孫德勝和阮友壽兩人擔任國家主席，越共歷史上只有這兩位國家元首不是政治局委員，阮友壽甚至因統戰需要，表面上連黨員都不是（阮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主席，南解實際上就是越共南方局）。
長征從總書記位置下來後，先擔任國會主席。越共1980年效法蘇聯，修憲取消國家主席，改設國務委員會，長征遂又擔任國務委員會主席職務。當時的國會完全是擺設，國務主席一職亦然。初期的國會主席除長征外，很少有政治局委員出任，七大以後國會權力有所充實，此職必由政治局委員擔任才成慣例。
結束戰爭，越共剛效法蘇聯完全建立起一套蘇式政經模式，蘇東局勢發生變化，它又逐漸把學習的目光投向不斷改革的中共。1986年，擔任26年總書記的黎笋去世，由老資格的長征過渡了幾個月總書記，在1986年越共六大上交班於阮文靈，由是開啟改革開放時代。而集體領導觀念、高層限權、交接班制度逐漸定型，並凸顯自身的特色與規律。
從阮文靈上台起，總書記只有農德孟曾連任，其餘都是五年一換。農德孟2006年越共十大連任被認為是差額選舉的結果，並不是戀棧，因為九大時修改黨章，明確規定了“總書記任期不得超過兩屆”，不過越共十一大再次放棄了這種推舉方式。
1991年七大規定，超70歲的中央領導人都要退位，第一次當選中央委員的年齡必須在60歲以下，第二次當選中央委員則必須在65歲以下，目前來看，這個規定幾乎未被破除。今年已經67歲的總書記阮富仲想要連任，可能性極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