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兩岸的交往與交流過程中，台灣人民一直很在意是否被對方“矮化”的問題。但是，在與美、日打交道的時候，不但常遭“矮化”、“斥責”，乃至幾已淪為“附庸、”“奴僕”的地位，而仍沾沾自喜。這種“不讓手足，寧與外人”的“買辦心態”，實在有失民族自尊，十分要不得。難道台灣人真正甘願做美、日的“看門狗”（引用知名作家李敖的比喻），確實值得深思。
其實，對台灣最有利的做法，應是遊走在“民族路線”與“買辦路線”之間，牟取對台灣最大的利益方為上策。本來處在中、美兩大陣營間，台灣究竟是應“選邊站”，還是保持彈性，不固定自己的立場，可以隨議題而做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答案與方向均已十分明確，就看台灣當局何時踏出這勇敢的第一步。
台灣需要“基辛格”
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即與蘇聯展開了長達40餘年的冷戰。在1950與1960年代，美國曾飽受蘇聯的威脅，經歷多次瀕臨戰爭的危機，使得美國政府必須思考如何制衡蘇聯的有效方法。就在素以鮮明反共立場著稱的尼克森於1968年當選總統後，大膽任用屬自由派學者的哈佛大學教授基辛格出任國家安全顧問，進而說服尼克森總統決定採取“聯中制蘇”的新思維，勇敢的打開了與中國交往的大門，改變了世界冷戰的形勢，間接導致蘇聯陣營在1980年代末期的崩潰。
這段近代的歷史，相信對大多數人均不陌生。如果當年的尼克森還是不能擺脫冷戰舊思維的束縛，仍然局限於本身一貫反共立場的不知變通，自然沒有後來這一切改變世界歷史的突破性發展，結果是帶給當時美國莫大的國家利益。
今天的台灣就像1970年前後的美國，已認知到兩岸形勢正在急劇的改變，一個新秩序即將形成，卻踟躕於踏出這迎合變局的腳步。在這個關鍵時刻，台灣需要像基辛格那樣的謀略家，能帶領台灣擺脫冷戰舊思維的束縛，走出一條真正屬於自己的大路，也就是介乎“民族路線”與“買辦路線”間的“台灣路線”，是當前台灣高層必須思考的嚴肅議題。
特別是過去十餘年，兩岸關係已有重大的變化，造成台灣客觀形勢上享有選擇的優勢，而不必拘泥於固守美、日陣營的舊思維。須知依賴美國並不可靠，在歷史上美國曾經多次出賣台灣，而且是徹底的出賣，台灣政府與人民不該如此健忘。即以1978年12月15日為例，美國在決定完全接受大陸所提出必須與台灣“廢約、撤軍、斷交”的關係正常化條件後，只在正式宣佈前的四小時，通知台灣政府，這是多大的恥辱；而最近在台灣喧囂一時的“美國牛肉”進口問題，又再度曝露美國霸權主義對台灣動輒頤指氣使醜陋的另一面。連賣個牛肉都可以翻臉，台灣人民還要將台灣的前途完全賭在美國無條件的支持上嗎？如果台灣人民真的這樣認為，不是無知，就是太天真了。
正因為美國的不可靠，台灣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適度調整過度親美的對外政策，不但有其必要，而且是智慧的決定。相對於當年，由於大陸的封閉、僵化，台灣除了選擇親美反共外，別無他途。但是，今天的形勢完全不同，台灣多了大陸的選項，就像當年的尼克森多了“聯中”的選擇一樣，剩下的就是如何找到一位“基辛格”，敢於踏出這重要的一步！
“台灣需要基辛格”應是當前台灣能否成功發展戰略新思維的關鍵因素，可是台灣高層是不是能有尼克森的遠見與氣量，敢於大膽任用基辛格，或許是更重要的另外一個因素。不論怎麼說，台灣的兩岸政策是需要以新思維作必要調整的關鍵時刻。
台灣應建立以兩岸軍事合作為主導的新思維
台灣過去所以強烈依賴美國，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台灣必須在軍事上依賴美國供應武器，以維持台灣的安全。除此以外，台灣在其他方面倒並不一定如此的需要美國。
美國也十分清楚軍事是台灣與美國關係中最重要的因素，只是美國並非傻瓜，為了自己的利益，美國早將對台軍售視為一塊肥肉，可說已達“予取予求”的地步。台灣雖然明知美國在對台軍售上動了許多手腳，將許多非先進的防禦性武器高價賣給台灣，從中獲取巨大的利益，然而台灣別無選擇，只有當冤大頭，還自嘲是付保護費給美國，以期一旦兩岸發生危機時，美國可以助一臂之力，確保台灣的安全。
美國這種利用兩岸分歧從中乘機牟利的行徑，大陸當局是很不能接受，也很不以為然的。去年一月下旬，美國宣佈對台軍售的清單時，大陸的外交部、國防部、國台辦、人大、政協五個涉外與涉台單位同時發表強烈的抗議，足以表達大陸當局對美國出售武器給台灣的高度不滿。中美雙方都十分明白，對台軍售從來都是影響中美關係正常發展的一個核心問題。只是美國為了維護本身的利益，不惜遊走在兩岸之間，一方面表態絕對遵守“一個中國”原則與中美間的三個聯合公報，另一方面又不忘傳達必須遵守“台灣關係法”的承諾，以為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尋求必要的正當性，罔顧“817公報”與“台灣關係法”中對台軍售部分完全矛盾的規定。
就連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為了國家利益，都不惜採取遊走兩岸之間的模糊政策，應付兩岸的政府。台灣為了自己的生存與利益，更應該以靈活的手段，分不同議題，時而親美，時而親中，可以親美，也可以親中的中間路線，得到最大的利益，才是最好的做法。
至於在實際的運作上，可以從最敏感的軍事議題著手，首先以建立兩岸軍事互信為目標，緩和兩岸軍事對立，逐漸發展兩岸軍事合作的關係。
因為，建立兩岸軍事互信一直是兩岸政府高度關注的議題。從1990年代初，兩岸開始交流的時候，就將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簽署兩岸停戰協定作為協商的議題。可見從建立軍事互信著手，改善兩岸政治關係，是兩岸當局自始即有的高度共識。甚至在2010年的三月中旬，台灣“行政院長”吳敦義還曾公開表示，在確保台灣安全前提下，兩岸軍事互信談判可以循序漸進展開。之後，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楊毅也公開表示大陸贊成兩岸就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問題開始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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