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金融監管問題
後危機時代，國際金融監管呈現出監管從嚴的新趨勢，監管當局致力於確保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加強流動性監管和風險監管。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於2010年7月獲得簽署并最終成為法律，被認為是美國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改革範圍最廣泛、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法案。新法案將系統性風險監管列為重中之重，同時強調對銀行過度投機行為的制約、對金融創新的制衡以及建立大型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等。2010年9月出台的“巴塞爾協議III”在強調資本充足外，也把加強流動性風險管理作為監管重點。其主要內容包括：增強資本質量、提高最低資本要求、引入資本留存緩釋、增加逆周期緩釋、引入非風險杠杆率和提出最低流動性標准。
中國監管部門近年來高度重視金融監管，監管制度不斷嚴格，醞釀中的監管標准較國際更為嚴格。其一，目前中國的一系列商業銀行監管要求應該是全球銀行業中較嚴的標准。如資本充足率指標，中國從2008年底開始就要求中小銀行為10％，大型銀行為11％，那時大型銀行的該指標要求已經高於國際上剛出台的巴塞爾協議Ⅲ的標准（10.5％）。其二，當前在國際金融監管不斷強化的背景下，中國金融監管部門也繼續嚴格監管制度。目前銀監會正在醞釀中的資本充足率、流動性比率、杠杆率、動態撥備率等監管新標准都要嚴於《巴塞爾協議Ⅲ》，并準備對系統重要性銀行提出更為嚴格的附加資本和動態差別準備金率要求。針對中國銀行業信貸資產占比較高的情況，還專門設置2.5％的貸款撥備計提比率。
面對後危機時代全球強化監管的大趨勢，中國將強調與國際監管核心原則和標准的一致性，但應充分考慮中國與西方國家多方面的差異性。總體來說，國際金融監管新規則是針對西方大型金融機構資本杠杆過高的情況而出台的，是西方按照自身標准量身定做的，而中國商業銀行由於歷來監管嚴格，加上金融創新產品種類少，資本充足率和撥備覆蓋率等指標的情況要好於國際同業。我們認為，從長期來看，國際金融監管改革最終還是符合美國和西方的根本利益，并對新興市場國家金融業的快速趕超產生一定的羈絆，推行嚴於國際的監管標准將使得中國金融機構在快速發展過程中受到資本、流動性等多重約束，從而會制約其發展，這未必符合中國的整體利益。一方面，未來幾年中國經濟仍將保持快速增長，信貸資金需求量較大，對銀行資本監管要求的提高必然影響其向經濟社會提供資金支持的能力；另一方面，當前中國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的金融衍生產品的發展非常有限，交易量也很少，更為嚴格的監管也會對整個金融行業的金融產品創新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不利於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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