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話
“財產申報可新人新辦法”
對話人
任建明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京報：社會誠信體系和信息統計體系對於財產申報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任建明：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因素制約這個制度效果的發揮，我認為不應孤立地去說怎麼推行這個制度、怎麼讓它有效，而是要有一個戰略的考慮，把財產申報作為這個戰略的組成部分。
國外以及香港都搞了財產申報，過去把它的作用誇大了，認為一推行這個制度就萬事大吉，其實沒有那麼神奇。因為即使在國外，光靠財產申報發現問題也很難，沒有人傻到把問題財產申報出來。這個制度可以作為一個階段性的基本手段。
新京報：如果這些條件具備了，制度的效果能否比較好的發揮？
任建明：單從推行財產申報制度而言，我們還是需要一個漸進的策略，比如在地方試點新人新辦法，新選的幹部要申報財產。
比如，某地班子換屆，領導都要申報財產，審查確認其合法財產；下一個班子成立後，給六個月申報期，不能說明合法來源的就處理，這樣在短期內把歷史問題糾正，然後翻過歷史一頁，走上一個成功的反腐軌道。這種情況下，財產申報制度使用一次就可以了，六個月之後就是將來的問題了，之前則是歷史問題。
新京報：這種新舊區別，對於已經違法犯罪的官員是不是開了口子？
任建明：歷史問題從寬處理，不是無原則地撈了就撈了，有嚴重後果的，除了財產充公，還應有重罰。
香港當時就遇到過這種問題，廉署成立後誓言要把所有腐敗分子挖出來，查到1976年後就導致警察鬧事，釀成社會動亂，港督被迫宣布特赦。要吸取他們這個教訓，但歷史也不能簡單翻過去，撈了不能白撈，要吐出來。
新京報：如果說財產申報只是階段性的手段，那反腐還要經歷多長時間？
任建明：我們常講反腐敗的長期性、艱巨性，但我認為長期性是值得商榷的，儘管腐敗是個很難徹底鏟除的問題，但從反面講這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因為時間久了就會從量變到質變，動搖執政地位，我很同意溫總理曾說的，目前我們最大的危險是腐敗。
我們具體的制度，像財產申報，是為一個更大的戰略服務的，不能只看到樹木，而不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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