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在葉利欽時代一度很有起色，普京上台以後俄共在外部打壓和內部鬥爭中每況愈下，像扶不起來的劉阿鬥，黨員人數大大減少，從原來的五十多萬下降到十幾萬人，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的原因。久加諾夫說，“我們黨致力於恢復時代的繼承性、時代的聯繫。”他的最大的矛盾在於又要繼承俄羅斯傳統，又要繼承蘇共的衣鉢，而這二者本身就是矛盾的。
俄共現在每況愈下和它沒有任何理論創新有關，死守著“民族主義”這張最後的“王牌”，這是俄共在困境中無所選擇的選擇，但是現在這種民族主義和斯大林時代的民族主義最大的不同在於，它用以掩飾大國衰落，是民族支配感的支撐和凝聚力量。
有一個公式說俄共全部的內容是“蘇聯的官方意識形態+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東正教。他們自我麻醉地沉浸在蘇聯的輝煌之中，對俄共而言，“蘇聯不僅是世界上第一個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它還使俄羅斯強國的歷史得以延續”，但是俄共的民族主義又面臨著普京的“統一俄羅斯”的挑戰和瓜分資源，難怪聲音越來越微弱。
人物周刊：蘇東轉型對我們有什麼借鑒意義？
金雁：中國現在問題是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不配套，經濟問題可以說，可以討論，可以“試錯”；政治變成了一個“敏感”的領域。
我的觀點一直都是：經濟好的時候不主動改革，等到經濟不好時就脆弱到沒辦法改了，如果進入到這種惡性循環的狀態，民粹主義大潮再起，那時候就不是狗攆嚇破狼，而是羊攆嚇破狼了，這種局面就不是“圓桌會議”可以解決的了。
現在民間積累的怨氣已經很大了，遠遠超過了所謂的“文革”時期所說的“修正主義的黑17年”的“幹群矛盾的激烈程度”。蘇東經驗告訴我們，矛盾硬按是按不住的，只要權威減弱就會有反彈，而靠強力和金錢的“維穩”手段總會有走到盡頭的一天。
人物周刊：東歐劇變過程中，基本上都是和平演變，是天鵝絨革命，為什麼他們能夠以不流血的方式轉變呢？
金雁：首先是內在的動力，其次是比較良性的社會互動，其次是軍隊的態度，在經歷了1956、1968年的鎮壓之後，本國軍隊不願意手上沾血。沒有了軍隊作後盾，執政黨和反對黨就靠大家制定的規則來博弈。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這些國家能避免腐敗主要有4個原因——反對派、宗教、新聞監督、高薪養廉，宗教在這些國家中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