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27日電／南方都市報發表社論說，溫州動車追尾事故遇難者40人！當我們寫下這個數字的時候，不知道它在新的一天還會不會上升。
社論說，幾天之前，40還不是這樣一個冷漠的數字，而是我們的父母、丈夫、妻子和兒女，他們乘坐的是安全系數最高的交通工具，是在感受相關部門一再宣稱的“奇跡”，但就在那一瞬間，鮮活的生命突然只具備了統計學的意義。
“動車的實名制原來只是為了事故之後的統計方便嗎？”這樣的斥責似乎過於情緒化了，但這種情緒建立在對事故性質的判斷基礎之上，因為這不是天災，是人禍。在人禍釀成的巨大災難面前，不僅一些貌似客觀、理性的言論顯得格外冷血，而且就是“讓逝者安息，為生者祝福”的祈願也驟然變得虛偽，親人無端遇難，現在他們亟須的是空洞的祝福嗎？既然死於人禍，逝者又如何安息？
社論說，不得不承認，與煽情和強調理性相比，面對無法接受的動車追尾事故，公眾更多地被憤怒的情緒所主宰了。這種憤怒不僅因為受難現場之慘烈，也緣於動車高科技的特點和事故性質產生了強烈對比，還有一點則不容忽視，這就是在事故之前，中國高鐵的“大躍進”早已遭受了強烈的質疑，但回應質疑的除了蠻橫的強力打壓，給質疑者貼上非技術性的標簽，就只剩下了虛驕和傲慢。
可怕的是，這樣的蠻橫、虛驕和傲慢，已經很難被喝止，哪怕是在巨大的災難面前。事故發生之後，鐵道部的許多措置乃至不少細節都遭到了公眾嚴厲的審視，比如為了通車過早結束搜救，之後救出一名兒童又以“奇跡”為搪塞，新聞發言人在發布會現場不合時宜的笑容，發布會上大段喧賓奪主的“領導批示”，官員坐在空調車上接受採訪，剛剛免去上海鐵路局局長顯示了一點追責的姿態，馬上又起用曾因膠濟鐵路4.28重大事故被處理的總調度長接任……
社論說，毫無疑問，這樣一望而知不恰當的言行是在公眾燃起的憤火上澆油。但平心而論，智商再低的人也不會選擇在這個特殊的時段去觸公眾的黴頭，應該相信鐵道部不是有意去觸犯公眾，拉著它行動的只不過是權力習以為常的慣性罷了。它從來都是這麼做的，也從來沒有為此感到心虛和不安，被鮮血所驚醒，因為幾條生命而改弦易轍，這不符合權力的邏輯。
以生命為代價，溫州動車追尾事故以血淋淋的方式彰顯了現行鐵路體制改革的迫切。而在過去的時間里，因為利益集團在一個高封閉和高壟斷、近乎獨立王國的格局里撈盡了好處，不僅成為改革的嚴重障礙，而且留下巨額債務，使相關改革步伐始終遲滯其行。如果說原鐵道部長劉志軍的落馬揭開了官商勾結的黑幕，那麼今天的動車追尾事故就是將現行鐵路體制唯一引為驕傲的“奇跡”打回了原形。鐵路體制非改不可的共識至此已無法撼動。然而如何去改卻值得探究。有人搬出了過去擬議中的“大交通部”方案，但這裡的一個疑問是：在權力的慣性不能得到根本矯正的前提下，大交通部能否讓我們免於出行的恐懼？
不能因為動車追尾事故就遺忘了另外的人禍，在動車追尾事故之前，橋塌樓歪事件已呈高發態勢，而在動車追尾事故之後的全國交通運輸安全生產緊急電視電話會議上，交通部的總結是“最近幾起橋梁事故中，多數與嚴重違法超限超載有關”。著名土木工程學家茅以升先生設計修建的錢塘江大橋設計壽命50年，超期“服役”24年，所創造的不但超載沒能壓倒，連大修都沒修過的“神話”證明這樣的總結完全是避重就輕，在這樣的總結之前，公眾的信心注定無法建立。如果改革就是把鐵道部劃歸到這樣一個交通部，讓交通部接掌鐵道部的權力，就像我們已經開展的類似改革一樣，我們就安全了嗎？
社論說，所有的人禍都指向權力的慣性，無論橋塌，樓歪，還是動車追尾。亟須矯正的正是權力的慣性，否則即使改革起步，也不是民眾想要的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