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浙江、山東等地相繼出現了農民工子女學校被關停、外來務工者墳地俺家被強拆以及公辦高考複讀班被關停等一系列“關停”事件。這三件事有著一個共同的關鍵詞叫“關停”：北京關停的是大興、朝陽、海淀三區的30所打工子弟學校；浙江剛剛關停的是台州市的打工仔在墳頭上搭起來的臨時帳篷；而山東省教育廳提出即將在明年關停的是全省93公辦高考補習班。
就事論事地說，這一系列的關停有各種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做依據：北京的關停原因是打工子弟學校沒有辦學許可證、房產證，校舍是違法建築；浙江台州的關停原因也跟違法建築有關；而山東省教育廳則扛起了教育公平的大旗，他提出關停的理由是，公辦高考複習班擠占了公共教育資源，不利於應屆畢業生的公平，也助長了片面追求高升學率的氣焰。
按說，這一系列關停既合理又合法，也體現了相關責任部門的主動作為，應該贏得人們的叫好。
可事實上，這幾個“關停”的事件一出，立刻激起了罵聲、怨聲一片。
這種“法”與“情”的錯位糾結，根源在於這些實施關停行為的地方政府部門，他們面對問題，開出的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外科手術式的治療方案，而且治療的辦法就是“一刀切之”。
這“一刀切”之後，北京那幾個區的學校環境會一下子規整起來，浙江台州的墳地也會恢復清淨整潔，山東的高等中學秩序也向前邁出一大步。但這種看似前進步伐的代價，是那些打工的孩子到哪裡去、是那個在墳地搭帳篷的打工仔和他的孩子到哪裡去、以及那些高考的複讀生到哪裡去等一系列民生問題的依然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