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S先生”所謂的“不虛此行”，是指每次參加聽證，主辦方都會給代表們補助一筆數量不等的“車馬費”，或者叫“誤工費”。
接受採訪的每一個聽證代表，幾乎都矢口否認自己是衝著這筆錢去的。
周正良說，“通常也就是幾百塊錢，一百、兩百、四百的都有，有時候一分錢都沒有。”他認為“一毛不拔”的主辦方有欠妥之處，“畢竟現在是商品社會，代表要為發言作準備，要花時間調研、收集意見，去聽證還得打車，給點報酬是應當的。”
石愛偉也說，通常確實是會發點“勞務費”，但論經濟效益，做點別的肯定比參加聽證會要強。“有錢的我去過，沒錢的我也去過。就算每次都有錢，一個月頂多也就參加兩三次，能靠這個維生嗎？”
但“S先生”提供了另一種說法，有的“聽證專業戶”會提前互相打探，“這個活動你會去嗎？這個活動有錢發嗎？”“基本上發錢的聽證會他會參加，沒錢的就不來。”
“S先生”參加幾次的經驗是，通常會給聽證代表發400塊錢。有一次，長沙市物價局就民用天然氣價格調整舉行聽證會，一家燃氣公司提前將聽證代表請過去，開了一個預備會，“給了400元的勞務費，後來聽證時又給了1000元。”
聽證是《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的要求
按照“S先生”的說法，就能比較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為全家人報名參加聽證會。
省法制辦依法行政指導處副處長盧建華了解到，有一次，衛生系統召開一個聽證會，來了一個“專業戶”，他為全家五六口人都報了名。
“如果不是為了混勞務費，這樣的做法就很難說得過去，不然，一家人的觀點，又能有多大的不同？”“S先生”認為，之前石愛偉和周正良的說法不那麼站得住腳。
以石愛偉為例，2005年7月，他至少參加了3個不同的聽證會。石愛偉聲稱他是《當代商報》的一個主編，但報社編輯記者多半說“不認識他”，報社辦公室接聽電話的工作人員，也稱“完全聯繫不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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