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和魏源等在鴉片戰爭前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開明官吏以及1860年代洋務運動的先驅，都意識到中國在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最早講這句話的是曾國藩，他在江南大營與第一個留學美國耶魯大學回國的學生容閎講到這個問題，李鴻章也講過這個問題。為了應對這個變局，清朝開始了洋務運動，也叫同治中興。這個時期世界各國都在變法或經歷重大社會變革，比如說美國圍繞廢除黑人奴隸制發生了南北戰爭，北方統一諸聯邦，形成一個新的國家體制，成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德國要統一，普魯士要將德國從長期被英法壓制的狀態中解脫出來；意大利也在統一，在進行社會的革命；日本當時也在醞釀“明治維新”。清政府趕上了這一波變革。
在變局當中，世界各種族、各文明體系都在列強武力開關和海洋貿易中，面臨著優勢和劣勢。在西方的優勝劣汰、自然選擇、達爾文進化論的指導下，產生了很多“主義”，國家主義也好、君主立憲也好、資本主義革命也好、第三等級也好，全都擺上來了。這還包括初期的人權觀念，美國的現代國家模式。這時，中國清政府選擇了“洋務運動”，用器物文明來帶動社會的改良。但是經歷過30多年，到1894年，進行了26年“明治維新”的日本和進行了30年“洋務運動”的晚清政府打了一仗，結果清朝甲午戰敗、乙未割台。割讓台灣就是近代列強侵略中國，殖民統治和領土瓜分的集中體現。英、法、俄三國干涉還遼，遼東半島還是我們花錢贖回來，當時情況中國就像輸了一次世界杯預選賽一樣，沒晉級入圍。甚麼叫列強，在那個年代，列強就是高度的國家主義，無論是君主立憲，還是總統制、內閣制，還是普選，必須是“國家至上”。所以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日本成為亞洲的列強，為甚麼呢，列強的標誌就是擁有海外殖民地。台灣是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地，所以他經營台灣很認真，派出一流的人才，因為占據台灣是日本成為列強的標誌。
這時候戰敗的中國就開始反思，有了“公車上書”、“戊戌變法”，逼著晚清朝廷必須要變。當時清朝也想了些辦法，甚至連慈禧也實施改革和新政，可惜這些在晚清時代已經於事無補。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標誌著變法改良和“君主立憲”的破產。在這個情況下，革命就成了必然的選擇，這種革命是一種激烈激進的流血變革，在初期是帶有民族色彩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也就是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當時在海外，在日本在美國的興中會、同盟會的仁人志士，聯絡清朝內部新軍中的革命團體和革命黨人，發動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發時間上是偶然的，但革命是必然的。海外力量的影響是巨大的，但是真正決定性的因素是新軍。
新軍的底層官兵在護路運動中激發起了王朝體制必須要改的思維。當時清朝到了晚期，吏治鬆弛，最後除了割地賠款之外，連路權都割讓給列強。那時四川人民集資建造的一個民營鐵路，竟然被朝廷買斷，賣給洋人，最後導致了四川遍及士農工商各階層的護路運動。護路運動因清廷調集武漢三鎮的新軍入川鎮壓而延燒至武漢，武漢的新軍在下層軍官孫武、蔣翊武等人的領導之下，打響了辛亥的第一槍。
當然辛亥革命爆發的大背景主要還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興中會和同盟會的幾次起事，包括黃花崗72烈士，各地起義舉事屢敗屢戰，前赴後繼，形成了整個社會革命黨流血鬥爭的氛圍。但是也不能否認君主立憲對當時社會的推動作用也是巨大的，清廷也在改良派、保皇派和君主立憲派的敦促之下，進行了所謂政治體制變革，如內閣的改造、咨議院的成立、初期憲法起草。但是這些都由於晚清政府的堅持貴族政治、不肯放棄皇族的權力，導致了在北方清廷控制的範圍之內，出現了巨大的社會反抗思潮，最後釀成了武昌首義帶動全國的辛亥革命，導致整個清朝政權的崩解。
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辛亥革命爆發以後，清朝並沒有立即被推翻，這時出現了南北對峙，當時掌握北洋軍的袁世凱，有相當的軍事實力，同時又是晚清權傾一時的輔政大臣。在這個情況下，袁世凱將當時的革命潮流和個人私利結合在了一起，最典型的就是挾軍權和南方革命黨組成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逼迫清廷退位，達成個人竊取革命成果的目的。清廷在當時的情況下，孤兒寡母，也沒有辦法，阻擋不了歷史潮流。這裡面還有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清廷無奈地也順應了歷史潮流，接受了當時“南北議和”對清廷提出的要求，頒布《清帝退位詔書》，無條件交出所有權力。“南北議和”中也給了統治中國267年、維持了14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的清朝皇室最後一點面子，當時達成了一個《清室優待條例》，最後是叫皇帝遜位。後來的國民革命，西北軍閥馮玉祥、鹿鐘麟的國民軍把清室逐出故宮，廢除《清室優待條例》，實行全部的國民革命，才最後完成了推翻清朝。這一直持續到1923、24年才實現。並不是說辛亥革命就直接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這個歷史過程應該做一個澄清。
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在七一講話中講到的，“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為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中國人民和無數志士仁人進行了千辛萬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撓的鬥爭。”那一代人探索了不同的道路，但是最後歷史發展選擇的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開拓出救亡圖存的道路。
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有三個，第一是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第二是辛亥革命採取多種形式社會變革，為後來的革命提供了不同的選擇，這裡面有暴力革命，黃花崗起義，有“君主立憲”，還有“南北議和”式的談判來解決問題，也有包括國民革命式的，以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帶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這些都是由辛亥革命引發的一系列革命，在不同模式的革命下，給了後來的中國人不同的選擇。大家可能認為這樣一種形式更適合走向一個富強民主、民族振興的中國。第三是辛亥革命使中華民族真正進入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現在學術界、歷史學家界定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標誌中國進入現代史，但是我認為中國真正進入現代史的開始應該是1911年10月10日。這是我對辛亥革命的一個基本評價。
中評社記者：百年前，中國被列強瓜分；百年後，統一的大業仍未完成。在這樣的大歷史背景下，您認為民族復興和兩岸統一之間，存在怎樣的辯證關係？
辛旗：一個尚未完成領土全部統一的國家，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世界性強國，這個民族也不能驕傲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列強瓜分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中，我們丟失了很多固有領土，比如沙俄時代掠奪了我們144萬平方公里土地，再比如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的一部分，甚至我們的西南、包括現在面對的南海問題，都是因為巨大的歷史變動之後，西方列強對我們固有領土領海島嶼的肢解。
中國現代化進程當中，過去90年的歷程，我們真正完成的革命是：第一，實現了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第二，建立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體制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第三，進行改革開放。但是從1840年被迫進入現代化進程之後，我們始終有一項未完成的歷史任務，就是國家的統一，集中體現在內戰尚未結束之下，處理兩岸關係和解決台灣問題上。
台灣問題未解決，中國就沒有真正擺脫列強對中國的欺辱和遏制。美國動不動就對台軍售，動不動就講台灣是美國的利益，甚至有些人在台灣給美國代言，說“如果台灣被中國占領，那美國的利益就要受到損害”云云，這種論調完全不是站在中國人立場上說話。所以從辯證關係來講，國家如果不統一，永遠可能繼續面臨動蕩和被肢解。台灣問題不解決，背後可能還會連帶西藏問題、新疆的民族分裂勢力等三股勢力的問題。許多別有用心的人就挑撥式的講：“中華民族主體是漢族，但是連漢族主體都不統一，周邊少數民族如何願意與中華文化融合、如何願意與中華文化主體整合呢”。我們必須莊重自強地解決中國的完全統一問題。
統一問題關鍵還是結束帝國主義在歷史進程中，對中華民族的奴役和壓迫。說白了，是一個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和中華民族振興的問題。解決台灣問題，不僅是台灣海峽兩岸統一的問題，更大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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