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今年以來，中國國內以及周邊形勢複雜，藏獨、疆獨、東海、南海等問題煩擾著中國，外界普遍認為這一系列事件都與美國的戰略東移有關。作為國際問題和中美問題專家，您的判斷是這樣嗎？未來將是甚麼樣的發展趨勢？
辛旗：首先糾正一個概念，沒有疆獨，只有“東突獨”，因為分裂勢力把新疆那個地方叫做東突厥斯坦。新疆歷來是中國固有版圖的一部分，無論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還是中國近代、現代。因為這塊土地早在漢朝，中央政府就有經營。通過河西走廊，漢民族在那塊地方開墾屯田，以後幾個世紀那塊稱為“西域”的當地民族早就不在這個地域了。比如大月氏人，高加索人，歐羅巴人，當時西域36國有很多民族，很多是高加索人，他們早因戰亂一部分戰亡一部分西遷。所以這塊地方是游牧民族不斷西遷的一個暫住地，能生活就留下來幾個世紀，戰亂了不能生活的話又走了。住上幾個世紀以上不再走的，一部分是漢人，我們的屯墾點，西漢時候就有。還有一部分就是游牧民族留下來的，蒙古西征的時候這些人就變成了漠西蒙古四大部，主要是在北疆這一帶。漠西蒙古四大部一直在新疆與漢人共同生活，人數比較多。新疆南部地區的突厥，唐朝以後叫回鶻人，回鶻人的遷入是從7世紀和8世紀開始的，到了南疆和南疆土著融合，後來形成維吾爾族。到了清朝，他們已經融入了整個中華民族體制，叫漢滿蒙回藏。這是當時清朝政府講到的五大民族，所以新疆不是新的疆域，應該是“故土新疆”。土和疆不是一個意思，土是土地，疆是墻，我的故土新的邊疆，新的邊境線。疆字，一橫一個田、一橫一個田，這是古代版築的時候築墻一層層累土的象形，這邊一個弓一個提土，這是古代用的一種把墻夯實的工具，然後版子拆了就成了墻。我認為，新疆的不穩定因素裡面除了帝國主義煽動，還有包括反華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在背後的挑動，當然裡面還觸及貧富差距、地區差距、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等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還有我們按美國的標準和美國聯合反恐帶來的問題。
關於西藏問題，歷史十分久遠，不是現在才有。清朝時幾世達賴一次都沒有去承德，班禪倒是去過，班禪到過承德到過北京，達賴的前世沒來過。到了慈禧太后的時候更有意思，他跑到印度去了，慈禧急了，取消了達賴的封號。後來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考慮到清朝已經推翻了，需要緩和與西藏地方政府的關係，再說達賴也回到拉薩來了，就給他恢復了封號。到那一世達賴圓寂，按說他是個民族分裂分子，可是國民政府悼詞寫得一句壞話都沒有。為甚麼呢，他人死了，後期他回來了，那還講甚麼呢？歷朝歷代都要處理西藏面臨的民族問題，說起來有很多是宗教儀軌問題、教派關係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問題。現在最關鍵的是達賴本人不願意放棄建立“大藏區”、以所謂“自治”名義分裂中國國土的立場。所以中央政府很明確，談判就要談他必須放棄“藏獨”立場。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跟達賴談，不是跟所謂“流亡政府”談，因為從清朝以來，中央政府直接對話的是達賴，噶廈政府不過是和朝廷駐藏大臣一道解決糾紛和與內地行政往來的。現在的“流亡政府”沒有資格與中央政府對話。這裡面衍生出一個問題，西藏的發展誰也阻撓不了，藏族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西藏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這個事實，連帶西藏跨越式的發展，是誰也阻擋不了的。青藏鐵路的開通，援藏工程的建設，解決中學以上的教育普及，現在西藏自治區的國民收入在中國各省市自治區中排位中上，年經濟增長速度超過15%以上，新疆也是這樣。所以在我看來，境內外少數分裂分子的破壞活動，不會對我國長治久安帶來重大的威脅。
東海中日經濟區劃線、油氣田劃界開採及島嶼爭端涉及的問題很多，首先是日本對中國領土釣魚島的非法占領和控制，這對中國人民傷害非常大，中國人民本著發展和維護中日睦鄰友好關係以及處理國與國關係的外交準則，希望通過談判解決問題。鄧小平也講過，我們這代人智慧不夠，相信下一代人能解決，而且總有一天要解決。希望能夠擱置爭議，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南海問題就更複雜了，最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在東西方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期間和越南結盟，當時在這個問題上的處理，中國是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把問題暫時擱置一邊。誰曾想越南統一之後，越南政府一意孤行，以繼承南越政權控制地域、接管相關島礁的名義，對我南沙、西沙實施占領，逼我在1974年進行了西沙自衛反擊戰。之後越南又借著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比較忍讓的外交政策，結合菲律賓等國家，不斷蠶食我們在南海的島礁。這也導致了1988年，我們被逼無奈才以海戰的方式，固定我們現在在南海的7礁8點。目前南海35個島礁之中，我們只有這7礁8點。我們採取的外交政策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但是實際上成了“擱置爭議”他們“單獨開發”，現在有1000多個油氣井在南海，每天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氣被他們開採，所以這個問題已經傷到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和目前的國際格局當中，中國採取了客觀且實事求是的處理方式，但是我覺得中國人民會和中國政府一道，共同來處理好這個問題，使處理方式更符合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符合國家的核心利益。要知道，一寸土地一寸海洋都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利益。
至於美國的戰略東移，美國歷來都是“兩洋戰略”，太平洋和大西洋，只是在不同時期，對兩洋側重和力度不一樣。實際上，大家看到，在二戰剛剛結束，冷戰剛開始時，美國只能以大西洋為主，因為蘇聯軍隊比它多，特別是易北河會師以後，東西德一分割，蘇聯主動先把墻一修，美國知道蘇聯要封鎖西柏林，不得不採取空運的方式，後來又有“馬歇爾計劃”。美國很看重歐洲和大西洋問題，偏重與蘇聯爭奪歐洲大陸的霸權。這個時候，對於太平洋問題，稍為放鬆一點。它認為，中國和蘇聯之間關係不明朗，因為毛澤東是蘇聯一直不喜歡的中國共產黨土生土長的領導人，王明和後來的高崗才是蘇聯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代表。所以美國一直在看在觀望。後來毛主席在解放戰爭後期考慮國際各方面因素，發表文章《別了，司徒雷登》向美國發出了政治信號，又提出了“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清除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政策，然後訪問蘇聯，一住就五十多天，表明了向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政策。
“一邊倒”政策之後，美國軍方在太平洋戰略中，提醒美國當時的總統需要注意東方防線。這個時候，美國政府還是堅持固有政策，就是“等待塵埃落定”。1950年6月25日爆發了朝鮮戰爭。對於朝鮮戰爭的爆發，學者有不同的觀點。我去年帶了一個志願軍老戰士掃墓團到朝鮮給合葬在十七處墓地的十二萬志願軍烈士掃墓，踏上那片美麗的國土，我回顧從唐朝到明朝、清朝歷史，深深感受到，中國不管哪個朝代哪個政權、哪一種意識形態，朝鮮半島永遠是中國的戰略縱深，這點沒有辦法否認。當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中國政府決定派出志願軍赴朝參戰。“抗美援朝”和“朝鮮戰爭”是兩個概念，朝鮮戰爭交戰雙方打了一個平手，但抗美援朝中國軍隊取得了絕對性的勝利。因為抗美援朝是從我們東北邊境打起的，一直打到三七線後退至三八線附近的現在的軍事分界線。而朝鮮戰爭是從三八線打起，打到了釜山，又被推回到平壤，然後又打到軍事分界線。所以，朝鮮戰爭是打平了，抗美援朝我們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過去說抗美援朝戰爭，但對剛剛站起來建立新中國的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場抗美援朝運動，這不僅僅是戰爭，在運動當中，還包括國民經濟的恢復和飛速增長、肅反、政權的鞏固、人民覺悟的提高和農業初期合作化道路，這是連在一起的，還有包括後來的工商業改造，社會主義初期改造。所以說是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這一時期是社會主義制度、根基初步確定的階段，是鞏固政權的階段。所以抗美援朝戰爭，對中國至關重要。
這次戰爭也反映出美國的太平洋戰略調整，利用朝鮮戰爭爆發，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14航空隊駐扎台灣，公然侵犯中國領土、領海、領空，其太平洋戰略用意非常明顯。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不得不在東南沿海採取守勢，重點應對東北亞方向的朝鮮戰爭。現在來看，由於美國1973年至1975年從越南退卻，後來美國又從菲律賓撤退，再後來韓國學生運動之後，美國基地在韓國的作用降低。在日本，也出現了普天間基地的問題，日本政府對美國基地提出搬遷要求。這都反映出美國軍事力量在太平洋地區收縮。
在中國崛起之後，針對南海問題，美國在去年和前年與越南舉行聯合空軍演習，包括美國派彈藥補給船到越南金蘭灣維修，還有與菲律賓談軍事基地重新啟用問題。美國戰略轟炸機B52和B1部署到關島，攜帶核武器力量進入第二島鏈。還有現在東北亞，朝核問題的美方強勢立場，都反映了美國兩洋戰略當中，由兩洋並重，現在逐漸向以太平洋為主的方向發展。尤其是兩洋當中的一條線，亨廷頓在《文明與衝突》一書中提過這條線，就是從巴爾幹半島南聯盟、海灣地區的巴格達，一直到中亞這條線。現在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14萬軍隊打不下去了，美國的反恐實際上是失敗的，打死了一個拉登，無數個拉登站起來，前赴後繼，其實美國現在是體面的撤軍。撤出來的這部份軍隊將來怎麼辦？是回到它的本土？還是歐洲重新部署？值得關注。
對中國來說，最大的威脅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重新部署。陸軍部署不見得那麼明顯，但需注意它的空中打擊力量。現在不是提出了“海空一體戰”嗎？這部份撤出力量，在太平洋地區份量的增大，對中國國防安全威脅，是不能不讓每個中國人考慮的問題。
中評社記者：以現在的形勢，中國周邊會不會發生戰爭？
辛旗：現在中國周邊局勢是歷來最複雜的時期之一。西邊有中亞阿富汗戰亂；西南有中國和印度之間領土爭議，印度現在占領中國領土有2.7個台灣的面積，九萬多平方公里；有南海島礁之爭；東邊有日本對我釣魚島及東海油氣田的爭奪；東北亞朝核危機問題，六方會談遲遲無法舉行。
看一下周邊的形勢，就會想到古人跟我們講的“內無憂患外無強敵者，國恒亡”，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中評社記者：您如何看待新形勢下的中美關係發展？兩岸關係前景如何？
辛旗：我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參加中美二軌戰略對話。在八九風波以後，美國“遏制派”佔上風，採取“制裁、遏制、聯合遏制”戰略，不僅認為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地位下降，無需付給中國冷戰結束的“紅利”（台灣問題解決），而且也無需給予中國與美國對等的大國地位，不恢復中斷十二年的兩國正式國事訪問。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還以允許李登輝訪美牽制中國，大打“台灣牌”，1995、1996年，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也給美國顏色看，外面以為是針對李登輝選舉“總統”，但那是不懂那段歷史，中國大陸是在敲山震虎，打給美國人看，每次美國人干預台海問題，中國都要向美國人表個明確態度，就是“中國內戰沒有結束，統一正在進行中。”當時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和中國國務院外辦主任劉華秋達成了共識。美國說邀請台灣領導人訪美這種情況不可能再發生，同時要求迅速進行中美戰略對話，安排江澤民主席訪美、克林頓總統訪華，達成了一個新形勢的中美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歷史告訴我們，中美戰略對話中，美國外交協會、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及相關機構參與制定了“在接觸中遏制，在遏制中接觸”的對華政策，也就所謂“接觸遏制均衡”的策略。但到了克林頓第二任期，中美關係緩和了，提出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到小布什上台第一任期，馬上“遏制升高、接觸降低”，第二任期又開始平和了。美國就是玩這種兩手策略，兩黨政治、朝野政治、國會和美國國務院的政治、軍方和白宮的政治，通過這種所謂內部爭鬥，獲得對你的外交利益，這很清楚。與美國打交道，“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壞也壞不了多少”，基本上就是這樣。為甚麼呢？美國敢動手嗎？中國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有一定的核反擊能力和核軍備，雖然數量上比不過美國，但從結果來講，意義是一樣的。中國持有1萬多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美國副總統拜登來華訪問也講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中美經濟高度密不可分，是“予汝偕亡”，美國敢貶值，中國就敢全部拋售，整個美元就徹底垮掉。中美之間，經濟上確實已經連在一起，分不開，同時政治上，雙方也沒有全部翻臉的資本。
我個人認為，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是台灣地區2012年選舉新當選領導人的立場。雙方共同堅持“九二共識”，兩岸關係方能繼續和平發展，台海地區方能維持穩定，兩岸中國人方能享受和平發展共創雙贏帶來的紅利。中美在未來台灣問題解決上有很大分歧，中國大陸和美國都認可和平發展是兩岸未來的基礎上，到底是走向統還是走向拖，這是問題的關鍵。中國大陸是希望走向統，美國是想走向拖，拖的過程中，增強台灣的“主體意識”，形成實際上的“獨”，這是美國的如意算盤。
隨著中國大陸不斷和平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繼續深入，穩定的發展格局，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時間在中國大陸這一方，無論是台灣海峽的“小兩岸關係”，還是太平洋“大兩岸關係”，時間都在中國這一方。這一點上，中華民族應該有信心。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0月號，總第16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