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周恩來訪問緬甸時，同吳努總理一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強調不干涉他國內政時又說明“革命是不能輸出的。”周恩來、劉少奇訪緬時，也都說明中國從來沒有支持緬共來推翻政府，並以朋友的態度表示希望緬甸政府領導人與緬共坐下來一起談，中緬兩國關係由此進入非常友好的時期。
1955年以後，緬共因得不到實際外援，開始與政府和談，其內部也分裂為“白旗派”和“紅旗派”。60年代初中蘇分裂後，緬共重新凝聚起來並表態支持中共，並自稱“國際共運由ABC支撐”。所謂A，即是Albania（阿爾巴尼亞），B即是Burma（緬甸），C指China（中國），緬共儼然與阿爾巴尼亞、中國並列為馬列的最正統繼承者。當時中共因在國際共運處於孤立狀態，自然欣賞這一表態。1964年9月，緬共中央會議上提出“贏得戰爭，奪取政權”的路線。不久，緬甸國內發生了經濟動蕩和大規模學潮，在此形勢下緬共於1966年進入了鼎盛期，其根據地在國內發展到九塊，人口近百萬，還建立了3萬軍隊。
“黨內革命”， 內部濫殺 人人自危
1966年夏，中國掀起“文革”風暴，緬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據地內每個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並掛毛澤東、德欽丹東像，每天人們都要舉行宗教儀式般的“早請示、晚匯報”。從1966年底起德欽丹東還展開了“黨內革命”，將與他過去有派別糾紛及不同意見的領導人，都上綱定為“修正主義分子”，隨後又模仿中國的政治口號，將他們宣布為“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緬共的代理人”。此時的中國因處於極“左”思潮泛濫的狀態，對緬共公開表示支持，1967年允許緬共第一副主席德欽巴登頂在群眾集會中亮相，《人民日報》還刊登了他的文章《緬甸的蔣介石奈溫軍人政府必敗！人民必勝！》。
緬共黨內此時的鬥爭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內部“肅反”的悲劇。在德欽丹東直接掌握勃固山脈的中央根據地內，所謂“黨內革命”進行得最為殘酷，鬥爭方式是一撤職、二開除、三處決，為節省子彈，對被批鬥者都由“紅衛兵執法隊”用竹尖刺死。兩年前政府鎮壓學生運動時逃到根據地的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過去曾被認為是“革命新鮮血液”，隨著深入清查成份，這些家庭出身較富裕的學生幾乎全被殺光。
看到緬共內部發生大動亂，政府軍於1968年春季以後，以主力第77師、第88師向勃固山區進攻。德欽丹東提出“以我們的進攻粉碎敵人的進攻”，採取硬打硬拼，反對這一主張的軍隊領導人波吞迎於同年8月底被公審處決。內部濫殺造成了人人自危，緬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巴刻被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後，逃至仰光，下層也掀起投降風潮。同年9月，眾叛親離的德欽丹東被迫撤出中央根據地向東轉移，9月24日在途中休息時被身後的警衛員謬苗開槍打死，此人隨之也向政府投降。事後，緬共另一個副主席德欽辛接任中央主席，並宣布“謬苗”是“敵人派來的奸細”，中國《人民日報》於1969年全文登載了這一公告。緬共這種遇災禍不檢查自身缺點，反而一味推諉客觀原因的做法，只能延續錯誤。
緬東北根據地由第一副主席德欽巴登頂直接掌握的“中央遠方委員會”領導，在“黨內革命”中注意學習毛澤東強調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政策上多少寬大些。緬共中央轉移到當地後，背靠雲南邊境，周圍多是少數民族，政府軍進攻也緩和了許多。但新任主席德欽辛繼續沿襲德欽丹東的極“左”一套，於1975年春在與政府軍作戰時戰死，德欽巴登頂回國接任主席。1971年，緬甸領導人奈溫再度訪華，中緬兩國政府恢復了友好關係，緬共得到的外援隨之減少。此後十年間，緬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裝來勉強支撐，成員中還有不少抱著“世界一片紅”幻想而越境的紅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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