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而言，在解決財政赤字的問題上，民主黨傾向於增稅，共和黨傾向於消減政府開支。經濟學家們算來算去，發現單純增稅或消減開支都無法清理債務。如果兩黨妥協，共和黨同意增稅，民主黨同意消減開支，這樣雙管齊下，債務問題就解決有望了。但是，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辯論中，主持人問是否有人同意每消減10美元的聯邦財政開支就增加一美元的稅，主要候選人竟沒有一個敢支持。固然，減稅在理論上能夠刺激增長，進而增加稅源。但這種增加，往往被誇張了四倍，屬於畫餅充饑。從戰後的歷史看，高稅率的五十年代是高經濟增長期；布什主政的8年稅率最低，經濟增長最慢。怎麼能假設一減稅經濟就增長，然後把所有政府的財政建立在這種違反近期經驗的假設上呢？這叫什麼財政責任？
共和黨這種一步不讓的強硬立場，使兩黨之間的討價還價成為不可能。堵死了妥協之路，一定要你吃了我，或我吃了你，這還叫什麼民主政治？
美國民主制度的瑕疵
這種政治的極端主義，揭示了美國民主制度本身的瑕疵。這種瑕疵一旦被政客們利用，就會被不斷放大，導致政治的破產。
其中一個最大的制度瑕疵，就是兩黨的預選制度。在這種制度框架內，無論是總統、議會、還是州長的選舉，兩黨候選人都要通過本黨預選才能進入最後一輪競爭。一般而言，美國選民中民主黨、共和黨和中間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兩黨預選，就要求候選人在最右的和最左的三分之一中勝出。這就使中間派人士基本沒有可能在預選中出頭。於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候選人必須先走極端。更可怕的是，這種制度總是傾向於把極端分子推上政治舞台。
一般而言，政治極端主義者往往熱情比較高，投票積極。他們在最右或最左的三分之一選民中，哪怕人數不占優，也很容易獲得主流地位。裡根的保守主義革命後，保守主義日趨激進，到1994年，就出現了金裡奇帶領國會兩院共和黨通過財政手段讓政府關門的極端行動。到了布什上台，他發現根本不必考慮中間選民的意志，只要抓住極端保守主義的基地，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共和黨越來越極端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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