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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放學，王立軍騎自行車載小峰回家 |
王立軍從外村來給小峰授課，很快就感受到了空氣中飄蕩著的恐懼。一次，他在村口理髮店剪頭髮，有人當著他的面毫不掩飾地對理髮師說：“哎呀，你以後可別讓那小孩來剪頭了，你這生意不就砸了嗎？”
小峰並不清楚發生了什麼。在親戚們的記憶裡，幼時的他長得“滴溜兒圓”，愛說又愛笑，跟現在完全兩個模樣。只是，他從來也沒有朋友。在一位小賣鋪老板的記憶中，他總是一個人推著小鐵圈在路上玩，那是他偷偷拆掉的家裡冰箱軲轆。
2004年，小峰7歲了，他時常到村小的鐵栅欄門前張望——村裡幾十個小朋友都在那兒，他想和他們一起打彈珠、摔煙卡。父母也希望他能像正常孩子一樣，去學校讀書。
“你彪（傻）了？別人不幹你幹呀！”
小峰入學第一天，村裡許多人就從教室裡領走了自己的孩子，還有家長代表跑到鄉政府上訪，堅稱：“要是他來學校學習，那俺們孩子只能轉學。”
學生越來越少。到了集體罷課的第三天，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校長讓小峰母親把孩子先領回家，然後向防疫站和鄉政府反映了這件事。
當時，地處邊境的寬甸縣剛剛被劃為全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領導們對這件事挺重視。縣教育局、防疫站、鄉政府及村委會4個部門的負責人很快趕到村小，和61位學生家長召開了座談會。
座談會一開始，防疫站工作人員就把艾滋病的3種傳播途徑又解釋了一遍：“這個病日常生活接觸不傳染，打噴嚏、咳嗽都不會傳染。”
“那如果孩子玩起來，我孩子手破一塊皮，他手破一塊皮，感染上艾滋病了怎麼辦？你政府能不能承擔這個責任？如果承擔這個責任，我們也認了。”一位家長反問道。
沒人能回答。
最後，家長們妥協的結果是：小峰到村小上學後，要安排老師單獨為他授課，家長接送，並且與正常上學放學時間錯開。可一個月過去了，學校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授課人選，找的兩個老師都聲稱“身體不好”。
5次集體討論會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最後，分管教育的副鄉長劉晏清在第六次協調會上提出，只能在學校對面的村委會裡開設“愛心小學”，聘請一位退休老師單獨授課。
劉晏清心中的第一人選是鄉農機站技術員老金，他高小畢業，又算幹部，這位副鄉長希望他能“從大局出發”。然而臨近開學，老金突然反悔了：“劉鄉長，我不行呀，主要是我媳婦不同意。如果我去當這個老師，我們家就要把我開除了。”
劉晏清又問了幾個人，結果還是一樣。這時已經是11月了。王立軍是他找到的第五個人。
接到劉晏清電話時，王立軍正被抽調到小峰家這個村，刷寫防艾標語。如今，他親手刷上的“相互關愛，消除歧視”8個白色大字，還留在村小的磚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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