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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范椒芬認為，香港的公務員是很有潛質的，但需要一位很有遠見、很有領導力的行政長官，去指出方向。（中評社記者攝） |
中評社香港11月24日電／港府前高層官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羅范椒芬21日造訪中評社香港總部，與中評社青年記者進行深入對話。作為擁有長達32年公務員生涯的前高官，羅范椒芬與記者暢談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思考、對教育改革的看法，也談及她對對下一屆特首和政府的期望、香港與內地如何加強關係等等。
以下為羅范椒芬與中評社青年記者對話的全文：
中評社記者：你曾任職政府多個高級職位，包括副公務員事務司、副規劃環境地政司、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運輸署署長、教統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廉政專員等等，你認為政府管治上有什麼不足，如何強政勵治？你曾提及，近年政府的長遠規劃似是停頓了，到底是人的因素居多，還是制度因素居多？應如何改善？
羅范椒芬：管治問題涉及很多層次。就我個人來說，回歸之前我的職位並不高，殖民地政府高層方面的很多想法我不太清楚。自從回歸後我跟第一屆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共事，發現由於董先生並非公務員系統内部升上來的，他的確與公務員在文化上有些差異。董先生很包容，遇到不同意見，寧願跟大家多溝通，所以才給人感覺決策比較緩慢。所以我很支持問責制，也覺得問責官員可以給政府帶來不少經驗，包括：1，前線方面的經驗，例如金融業專才可以為政府帶來金融業的實踐經驗，而系統內成長的官員欠缺前線經驗，很多時候可能會出現“紙上談兵”的情況；2，可以引入在外面已經有相當“江湖地位”的人才，除了為政府帶來專業領域的知識和經驗，也將其人脈網也一同帶入政府。我覺得這兩方面很重要，所以董先生第二任期起步的時候，問責制官員團隊有很高的水準，運作不錯。
第三屆特區政府裏面，有很多由公務員升遷上去的局長，香港公務員是優秀的，但因為我也走過這一條路，所以很明白自己的局限所在，尤其是我離開了這個制度之後，回頭再審視時，看得更清楚。例如當年我在公務員事務局時，曾協助港府和清華大學安排一些培訓課程，並與教育部方面有密切的聯繫，當時我自認為對國家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但自從參與人大的工作之後，我便發現自己的匱乏之處。但我認為，問題不應僅僅歸咎於公務員體系，因為公務員本身的工作很繁重，以致於未能顧及到其他方面的事項，加上如果高層的協調方面做的不夠好的話，就容易出現“各自為政”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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