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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范椒芬(左三)21日造訪中評社香港總部，中評社社長郭偉峰(左二)等熱情接待。右二為中國評論學術顧問劉迺強。（中評社記者攝） |
中評社記者：問責制之下，大家關注公務員是否應該保持政治中立的問題，但高級公務員身負一定政治角色，包括游說政黨，在立法會解釋政策等，完全中立會很難。你認為，公務員如何才能更好地適應越來越政治化的選舉環境？
羅范椒芬：所謂政治中立，意思不是退居幕後、完全不接觸群眾，而是對所有人公平對待，不將自己的意願加諸於社會，不將自己的意願作為一個政府的意志。推行問責制之前，政務主任既要制定政策，也要推銷政策，要代表政府部門去說話，所以很多人將政策失誤歸咎於他們身上。現在有了問責局長之後，我覺得公務員還需要推銷政策，這不表示他政治不中立，最重要是在討論政策的過程中有充足的溝通。以我自己為例，我總是感到很自豪的一件事，就是跟李國章（香港前任教育統籌局、現教育局局長）的組合，大家都認同這是一個比較好的組合。我和他的性格都是比較所謂“強勢”，其實我們也有“溫柔的一面”（笑）。我們都很堅持原則，這很重要。有時我們兩個之間會爭論得很厲害，他有時會發脾氣，有時也會不認同我的觀點，但他是一個很講道理的人，如果我能夠提供數據，說之以理，大家爭辯，他贏了我就跟他實行，我贏了他就跟我一起承擔。這是我們關上門的事情，你們看不到的，在外面我們表現得很友善，事實上我們也是很好的朋友。
想要政策不偏頗，領導需要“兼聽”，鼓勵自己的下屬多講意見，甚至是不同的意見。我以前總對我的同事說，我最珍惜、認為最優秀的同事，是那些願意講真話的同事。Speak truth unto power, 對權貴要說真話，公務員是鐵飯碗，為什麼不說真話呢？唯有經過內部辯論，才越辯越明，出去解說政策才更充足，這一點很重要。我覺得今天有局長、副局長是好的，因為我們實實在在需要將香港的政策和現況，去向更多的市民解說。我們需要走向前線，面對市民，跟市民溝通。
我離開政府四年，平時也會搭公車、坐地鐵，平時也去街市，做前線的義務工作……我看到香港市民是很講道理的，包括一些很窮的人，他們其實要求不多，很易於滿足，只要有自己的家庭，有基本的生活，子女有好的教育，他們就會滿足的。政府應該讓每一位市民都有歸屬感，讓他們安居樂業，提供好的教育，社會流動，經濟發展，能夠做到這些，問題其實不太大。報章雜誌始終篇幅有限，政府解釋政策，有時上文下理未必講得很清楚透徹，有時歷史因由也未必解釋得好。另外一個問題是，香港政府以前很少將自己的困難說出來。我做了全國人大代表之後，看到內地的文件有時自我批判很多，承認自己有何不足，但是我在香港做了30多年，自己從來不會在文件裏寫出自己的問題。其實，政府面對不同的利益界別，的確有矛盾，的確需要平衡，的確有難度，的確在資源運用方面有優先次序，其實我們需要把這些困難跟市民分享，讓他們了解政府的難處，施政才能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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