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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范椒芬21日造訪中評社香港總部，與中評社青年記者進行深度對話。（中評社記者攝） |
我認為香港的公務員是很有潛質的，但我們需要一位很有遠見、很有領導力的行政長官，去指出方向，相信大家都會各就各位，做好自己的本份。我們不能無為而治，那大家走的方向便很難一致。
舉一個例子，現今社會常說貧富懸殊的問題，如果我們有一個中央的指示，要解決和處理這一問題，每一部門都可以出自己的一分力。我覺得政府需要中央統籌，政務司、財政司和行政長官要制定一個基本的治港理念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令每一個局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貢獻，加上密切的協調和統籌，便可以解決問題。
香港的管治是否做到了行政主導呢？這就涉及到制度本身，權與責之間是否達到平衡。現在政制本身就有缺陷，比如香港政府需要擔當很多責任，但在立法會卻一票都沒有。再例如，區議會選舉的範圍很小，自然令到目光專注在選民身上，不能為整體的利益做事，而且區議會只是一個咨詢組織，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反對政府的聲音居多，反對是無需成本的，就算政府最終不採納意見，區議員也能說我至少為民爭取過。所以我覺得，雖然政制問題難以在短期内解決，但也需要讓不同政黨參與決策的過程，大家都一齊“落水”，不能出現大家表面上贊同，但一見社會民意反對，就馬上“轉軚”的情況。現在經常發現這種事，比如曾俊華派6000元也是逼不得已的，我很同情他。我也有親身經驗，當年推行語言基準的政策，很多教師、家長、教育學院等都說，教師語文水平很重要，測試水平要定得嚴，但是後來教師一群起反對，我一回頭，怎麽原本支持我的人、那些提意見的人都不見了呢！我上任時那件事剛出爐，真是倫敦橋掉下來一樣！因此，我認為咨詢委員會應該吸收多一些不同背景人的意見，而大家討論之後，就要同共承擔責任，尤其是有政黨背景的人，不能因社會輿論轉向而轉向，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責。
所以說，香港的管治要做到行政主導，要分幾步來走。首先，領導人自己要先有導向和理念，要與社會充分溝通，並得到社會基本認同其大方向。至於推行具體的政策，需要更多民眾和政黨的參與，包括行政會議的參與，過程要公開透明，不要等到“米已成炊”時才在行政會議希望大家集體負責，這是不太合理的。
我從全國人大的工作裏學到，國家有很多做法都很值得我們參考。第一點是做政策是要有足夠的規劃、調研和數據的支持，要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第二點是整個團隊需要明白政府在整體方向上是在做什麼事，知道國際、國內的形勢和香港所面對的挑戰是什麼，大家都有共同的背景認識、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優次順序，大家就可朝著這些目標來制定具體政策。如果政策做的對頭，可以針對社會的時弊，社會人士便會認同政府，爭議也會因此而減少。重要的是，讓整個香港明白挑戰在那裡，需要做些什麼事，然後大家盡量協調，因為沒有一個政策可以滿足每一個人。記得一位哈佛大學的教授在講到領導力時說：領導力就是能讓民眾了解到社會的轉變，讓民眾知道自己也需要轉變，最難的是讓民衆願意為長遠和整體社會的利益做出短期犧牲。這就是對領導力的三個不同層次的要求，像一個三步曲：先要認知，然後認同，最後願意犧牲。
我們並不希望要一個專制的行政主導，而是自己本身有方向，並能夠帶領民衆一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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