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我們認為，和工作崗位沒有必然聯繫的招考條件，都比較容易滋生歧視。
新京報：調查報告認為健康和年齡歧視都是制度性歧視，100%存在，請問在調查過程中，有沒有和制定公務員錄用標準、體檢標準的部門，以及具體招考單位面對面地溝通過，探究他們設置年齡、健康等標準界限的意圖？是實際工作需要還是不科學的決斷？
劉曉楠：調查過程著重是看各部門、各地方的公務員招考公告，從公告的報考條件表述中，判斷歧視是否存在，所以調查中沒有和相關政府部門溝通過。
我們這個調查，僅僅局限於公務員就業歧視中很小的一部分——招考階段的歧視，至於在招考後的錄用過程、錄用後的工作中，是否還存在歧視，很複雜，我們作為一個大學的研究機構，還沒有能力去調查。有時反歧視案件中，法官介入調查，要取證也是很艱難的一個過程。
不過，在調查報告出爐後，向媒體發布前，我們曾開過一次內部座談會，也曾通過私人的、正式的渠道多方邀請包括國家公務員局、人保部、以及我們此次調查涉及的相關政府部門的官員，其意圖也是希望探究他們在公務員招考過程中，設置一些標準界限的原因；希望與他們共同探討，在中國的現實狀況下，究竟怎樣做，怎樣改才能盡量減少歧視，促進就業公平。我們相信，很多歧視，比如說戶籍，我們在調查中放在社會身份歧視中論述，並非是某個具體招考部門想怎麼樣，根結在於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
但遺憾的是，多數受邀的政府部門官員表示他們沒有時間出席而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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