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歧視”應先從國考開始
新京報：《國家公務員招考中就業歧視狀況調查報告》已經連續發布了兩年，社會關注也非常多。但有人認為，公務員本來競爭激烈，就應該優中選優，設置一些特別的招聘條件很正常。您怎麼看？
劉曉楠：關鍵是對社會精英的評價標準是什麼。我們提出公務員招考中存在歧視，並非說公務員招考廣告中，不能列條件。相反，在很多國家，招聘廣告會對職位的工作內容和要求描述非常詳細，請應聘者自行對照。但對與工作內容沒有必然聯繫的條件，比如年齡、性別、政治面貌，健康狀況，這些都是不會出現的。但在我們國家，這種招聘要求，再正常不過，甚至我們自己寫的應聘簡歷，這些似乎都是不成文的必要格式。
無論競爭有多麼激烈，我們只能選擇最適合這個工作崗位的人，不能預先假定某些人就是不適合某些職位，特別是拉出那些和工作內容沒有必然聯繫的條件，否則我們認為就是涉嫌歧視。
我們調查公務員招考歧視的初衷也是這樣，如果政策制定部門、國家公務部門都不能遏制就業歧視現象，歧視現狀得不到重視，整個社會的反歧視還從何談起？
新京報：調查報告中也提到，幾乎沒有招考單位明確提出會拒收殘疾人，但現實是殘疾人的就業非常難，政府部門錄用殘疾人的比例遠低於法定的最低限。越來越嚴重的隱性歧視如何解決？
劉曉楠：隱形歧視的確是在舉證方面存在很多困難。在國外，很多國家都成立了獨立於政府的第三方機構，比如平等機會委員會，來負責受理就業歧視案件，幫助投訴人來尋找雇主的歧視證據。在法院方面，很多國家對就業歧視案，採取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就是由雇主來負責找出證據，證明不存在歧視。這些經驗，也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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