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日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高祖貴在新華網上刊文稱，回顧2011年的國際形勢，有三個事態最為突出：一是美國和歐盟的經濟情況沒有像期待的一樣慢慢復甦，而是在持續惡化。到現在為止，人們還在談論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有很大。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國際機構都比較一致地感到世界經濟前景不是很明朗。更為重要的是，經濟危機的影響在向政治和社會層面快速地蔓延和深化，金融經濟危機引發了政治和社會危機。
第二個事態是中東大變局席捲了整個地區，已經導致四個國家垮台。而這四個國家的垮台分三種模式：突尼斯和埃及是一種模式，在街頭抗議示威階段政府就垮了；利比亞是一種模式，是反對派和反政府力量在外部軍事干預的情況下扶上來的；第三種是也門模式，正反兩方在地區組織海合會的斡旋下達成協議同意交權了。而中東其他國家都在忙著搞改革，改革不外乎在三個方面：一是政治改革；二是發展經濟，增加就業；三是促進社會進步。
第三個事態是美國的對外戰略和對外政策發生了比較大的調整。現在學術界已經對此形成共識，都承認美國在將其對外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十年前當有人提出美國的軍事戰略重心東移時有很多人反對，現在這已成為共識。存在分歧的只是何時開始轉移，轉移的多還是少，是正在轉移還是已經轉移到位的問題。
美國對外戰略重心轉移的三個必然性
美國之所以要這麼做，我個人覺得有三個必然性：
一是美國經2008年金融危機後實力相對削弱，儘管它還是一超、一霸，但是其實力和頂峰時期相比還是相對削弱了。削弱的結果是，美國如果還想當“世界領導”、“老大”，就只能把已經下降的資源和能力集中起來做他認為最為緊迫的事情，那就是應對亞太地緣板塊的隆升和“中國崛起”。
二是現在的亞太和十年前的亞太已經不可相提並論，無論是從地緣政治上還是經濟增長上，重要性都在上升。亞太已經成為未來世界格局中快速上升的板塊，這個必然性迫使要作為世界領導的美國必須把它的資源和能力投放到這個地區來，掌控地區格局的變動和戰略力量的組合。
第三個必然性就是“中國崛起”，尤其是中國在亞太乃至全球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十年前美國對中國的界定還不太清晰，而十年後中國快速發展的態勢，使得美國感到必須認真考慮如何應對中國的快速崛起這個問題。
這三個因素推動美國將其戰略重心轉向亞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