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支持本土評級機構發展
事實上，在2010年6月，中國就有一批專家學者組成了“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他們在研究報告中稱，美國評級機構嚴重威脅中國金融主權安全，美國評級模式及由其控制的國際評級體系潛藏著巨大風險，中國必須構建有自身特色的評級體系，並推動本土評級機構主導國內評級市場。
周小川最近發表的觀點，正是對上述報告主旨的重申。他指出，就當前的形勢而言，未來要清理各種依靠外部評級的監管評價和規定。信用評級需要有前瞻性，中國需要支持本土評級機構的發展，甚至是支持他們發展成為國際型評估機構。
鑒於國際評級市場主要由美國機構壟斷的實際情況，他建議，今後中國可採取“雙評級”模式，在判斷經濟形勢時，既參考國外評級機構的信息，也注重國內評級機構的建議。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公司是一家中國本土評級機構。該公司董事長關建中認為，問題的根本是，現存國際評級體系是“站在債務人的立場”，利用評級“話語權”，設立有利於債務人的評級標準，完全不顧債務國家的實際償債能力，給予這類國家高信用等級，掩蓋其信用風險。這不但侵蝕了債權國的利益，也使發達債務經濟體耗盡了信用能力，成為危機深化的根源。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江湧認為，金融危機爆發本身就意味著，“三大評級公司所標榜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其實並不存在”。他研究發現，三大機構對發展中國家總是“另眼相看”，比如中國2004年以前一直被標為BBB級（“適宜投資”的最低級別），中國的企業、機構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機級”。迫於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壓力，標準普爾到2008年才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提升到A＋。
他表示，大債權國與大債務國之間信用等級“倒掛”，直接導致中國政府、特別是企業海外融資成本大大增加，嚴重影響中國政府和企業的國際形象。“負債纍纍的美國長期坐擁AAA等級，每年可以節省數千億美元的利息支付，這本應是中國等債權國的合理、合法收益。”
關建中則認為，美國主導的現行評級體系直接影響中國的崛起。中央制定的“走出去”國家戰略在現行國際評級體系框架下難以實施。“走出去”境外投融資決策所需要的風險信息，完全被美國機構所壟斷，使中國不斷面臨投資風險。
他呼籲，中國應力促建立一個專門的國際評級監管機構，可以稱作“國際信用評級監管委員會”，該委員會應當由各國的評級監管部門組成。這將有助於打破國際評級市場完全由美國一國機構壟斷的不合理格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