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取消農業稅，調整國家和農民的分配關係。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後，農村分配關係有了很大調整，農民得到實惠明顯增加，但仍然要繳納農業稅，還要承擔許多維持基層運轉和公共事業發展的費用，再加上各種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農民負擔沉重，由此引發的惡性案件和幹群衝突時有發生。為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從2000年開始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通過正稅清費、降低稅率，2006年最終在全國取消農業稅，延續了2600年的按地畝向農民徵稅的制度從此退出歷史舞台，全國農民每年減輕負擔1335億元。為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徹底跳出歷史上農民負擔循環往複、不斷加重的“黃宗羲定律”，我們及時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帶動了農村上層建築的變革和進步。這一系列重大改革，理順了國家、集體、農民的分配關係，開啟了讓農民休養生息的新時代。
第二，實行農業生產補貼，強化對農業的支持保護。我們實行了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2011年中央財政用於“四補貼”的支出達到1406億元。我們把補貼政策拓展到畜牧業、林業、草原、節水灌溉和農業保險等領域。實行糧油、生豬等生產大縣財政獎勵補助，2011年中央財政安排資金達到255億元。這些政策，有效調動了農民和地方政府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
第三，全面放開糧食購銷，邁出農產品市場化改革的決定性步伐。在主銷區和產銷平衡區先行放開的基礎上，2004年我們果斷決定全部放開糧食購銷，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這項改革，使所有農產品流通納入了市場化運行的軌道，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成果，為充分發揮市場在農業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促進農業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四，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調動農民造林護林積極性。2003年我們啟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試點，將林地承包經營權和林木所有權落實到農戶，實現“山定權、人定心、樹定根”。2008年這項改革推向全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將家庭承包經營從耕地拓展到林地，是對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豐富和完善，是調動億萬農民積極性、構建綠色生態屏障的重大舉措。
第五，改革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免費義務教育。我們從改革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入手，逐步把教師工資、公用經費等支出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我們先在貧困地區實行“兩免一補”政策，並逐步將義務教育免費擴大到全國農村。最近我們又決定，在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實施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營養改善計劃。通過這些年的努力，我們在推動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農村孩子都有學上、都能上得起學的目標已基本實現。
第六，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農民後顧之憂。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著力解決農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農村生活困難人口提供兜底的基本生活保障。推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促進農民養老方式實現重大轉變。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基本建立起覆蓋數億農民的農村社會保障三項制度，幾千年來中國農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困有所濟”的願望正在實現。
第七，清除不合理政策和限制，公平對待農民工。改革開放以來，進城農民工為推進工業化城鎮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卻長期沒有受到公平對待，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我們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提出要善待農民工，2003年果斷廢止城市收容遣送條例，著手消除對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進城務工經商的束縛，大規模開展清理拖欠農民工工資行動，大力整治農民工勞動就業環境。2006年國務院出台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文件，對做好農民工工作進行全面部署。近年來，農民工就業領域不斷拓寬，工資水平逐步提高，隨遷子女入學問題加快解決。在農民工問題上，從缺乏公平對待到善待、從限制進城到提供服務的根本性轉變，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大進展。
經過這些年的不懈努力，我們不僅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推動了農村發展進步，而且取得了豐碩的“三農”理論成果，積累了解決“三農”問題的寶貴經驗，初步形成了強農惠農富農的政策體系，基本建立起符合統籌城鄉發展要求的制度框架，進一步探索和拓寬了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業農村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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