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方略解決問題
客觀地評價，重慶的過去幾年把握住了中國社會的一些突出矛盾。首先，重慶意識到社會貧富差距在增大；其次，重慶意識到社會官民對立在加劇，普通百姓對於為官者階層中存在的媚上壓下、貪污腐化、享有種種特權的現象痛恨，在不少普通百姓中產生了仇官仇富的情緒。
面對中國社會的上述病症，重慶開了三劑藥方：“唱紅”“打黑”“共富”。有學者曾說，重慶是把對了脈，開錯了藥方。因為重慶看到了問題，但其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背離歷史潮流，不是用往前走而是用向後退的辦法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
“唱紅”，其實肯定的主要是一些傳統因素，但同時又不可避免地貶低或否定了符合國情的有價值要素。比如，在現行基本經濟制度中，只有公有制、按勞分配是“紅”，私有制經濟和按資本分配是“黑”，唱“紅”不可避免會打倒“黑”。這不僅是理論邏輯，也是重慶過往幾年出現的事實。
至於“打黑”，這順應了一些普通百姓仇官仇富的心態。“打黑”如果依法辦事，不傷及無辜，當然是好事；但如果“黑打”，後果就完全不同了。
至於“共富”，那更是好主張，所有中低階層都會擁護。但是，重慶在這方面也出了問題：在理論上，他們沒有說清楚目前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階段將面臨共同富裕的命題並尋求解決之道，而不可能以激進的方式一蹴而就實現共同富裕；在實踐中，他們變相地在新時期用明顯具有“黑打”嫌疑的方式搞“打土豪分田地”，從而背離了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
實際上，重慶社會管控型打黑之深層實質，是以權力意志和強力部門的結合為基礎來形成與憲法規定的方式不同的財富分配或再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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