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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整合是兩岸融合的基礎 |
第六，動態性。兩岸關係要想可持續和平發展，就必定會經歷一個逐漸由低到高、由淺入深的動態發展過程。
第七，多樣性。可持續和平發展本身就包含著多樣性、多模式、多維度的選擇，兩岸之間要相互尊重，考慮到各自的實際情況和對方的可接受性。
上述內涵決定了兩岸關係可持續和平發展是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和作用的，這些因素之間能否協調兼顧，能否形成長效動力機制，直接影響到兩岸關係可持續和平發展能否實現。
兩岸關係可持續和平發展的動力機制
如前所述，兩岸關係可持續和平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其在動態發展的過程中會受到各種不同作用力的影響，這些作用力的相互作用決定著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和內容。兩岸關係要想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關鍵取決於是否存在一個與內外環境相適應、並且能夠以持續均衡方式提供能量的動力機制。兩岸關係能夠可持續和平發展的核心動力來自於民意的需求，民意是兩岸關係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所以任何動力機制都必須建構在民意的基礎之上。大陸長期以來一直堅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強調“要積極擴大兩岸人民往來，努力為兩岸同胞謀福祉，使交流合作的成果惠及更多台灣基層民眾，要不斷團結和彙聚一切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各界人士，不斷築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①，說到底就是要最大可能凝聚兩岸同胞尤其是台灣同胞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民意。從過去幾年的兩岸關係發展來看，兩岸同胞基本上形成了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流民意，這為我們構建兩岸關係可持續和平發展的動力機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兩岸關係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機制是一個動態多元立體系統，它有多個不同的面向，這些面向之間相輔相成、相互影響，它們共同形成合力推動兩岸關係可持續和平發展。以下本文將從內源性動力機制、互動性動力機制、外源性動力機制的角度對此進行分析。
內源性動機機制是指大陸和台灣內部存在或產生的，能夠推動兩岸關係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有著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本身對和平發展就有強烈的意願和需求，這是內源性動力的基礎和根本。此外，對於大陸來說，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能夠為戰略機遇期的實現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如何緊緊抓住面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21世紀頭20年中全面建設較高水準的小康社會，直接關係到中國在21世紀中期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戰略目標能否實現，也是中國的根本利益。處理好台灣問題本身就是抓住戰略機遇期的一個關鍵環節，不僅可以為改革和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環境，而且可以使台灣問題的解決難度進一步減小。②而對台灣來說，堅持和平發展則可以避免因為兩岸關係的緊張而影響到島內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台灣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甚至是倒退，與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政治上進行“台獨”分裂活動，破壞兩岸和平穩定，經濟上實行“戒急用忍”、“有效管理”等限制性兩岸經貿政策，有直接的關係。馬英九上台以來，兩岸關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台灣經濟即便在遭遇世界金融危機的情況也能夠保持穩定發展，ECFA的實施也讓很多台灣民眾得到了實惠，看到了希望，都會逐漸內化為台灣民眾希望兩岸關係可持續和平發展的內源性動力。
互動性動力機制是指兩岸在交流交往過程中所產生的，能夠推動兩岸關係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即便兩岸都有和平發展的內源性動力需求，如果沒有兩岸之間的交流互動，這種動力也無法呈現出來，也難以讓兩岸民眾感知到。在兩岸自從1987年以來的兩岸經濟交流和民間交往，為兩岸關係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支持。首先，“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在兩岸交往中得以建立和鞏固。1992年正是為了處理兩岸交流交往中的衍生事務，兩岸兩會才在香港進行會談，達成“九二共識”，並成為兩岸協商談判的政治基礎。馬英九上台來，特別是經歷過2012年台灣選舉之後，“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已經成為促進兩岸關係可持續和平發展動力機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次，兩會協商機制在兩岸交往中得以確立。海協會和海基會就是在兩岸交流交往中應運而生的，其目的之一也是促進兩岸交流和交往。無論是九十年代的“汪辜會談”，還是2008年以來兩會的七次商談，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兩岸關係不斷向前發展。再次，經濟合作在兩岸互動交往中實現機制化。兩岸經貿關係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最為活躍和最為積極的因素，成為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和促進兩岸共同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化不僅是兩岸經貿關係多年密切發展的結果，更會為兩岸關係可持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新動力。最後，兩岸民間便捷往來在交往中得以實現。2008年兩岸“三通”直航得以實現，這是兩岸同胞共同努力三十年的結果，如果沒有龐大的兩岸人員往來，沒有迫切的交流需求作為推動力，兩岸的便捷往來就難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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