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攀枝花市的“自願捐助”還未最終完全證實，但從報道來看，多半是一種公然的權力索捐。因為，此次捐款是通過正式紅頭文件下發的，給每個單位和企業，規定了原則上不低於一個月工資的標準。
揆諸現實，我們仿佛被權力索捐所圍繞：教育局新建大樓，下屬學校要“自願捐助”；派出所工商局喬遷新喜，轄區經營企業和場所要“自願捐助”；很多落馬的貪官也假惺惺地宣稱贓款來源於“自願捐助”；每逢天災，機關企業的幹部職工要表示愛心，會“自願捐助”；甚至筆者所在地的大學生就業，也要“自願捐助”來改善校舍，被曝光後，才被迫叫停。
其實，所謂“自願性捐助”，就是攤派性捐助的置換。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迫於權力的威逼不得不違心地進行捐助。而現實中攤派性捐助的本質就是權力索捐。個中原因，一方面源於地方官員好大喜功、追求政績；另一方面則是濫用行政權力籌集經費，甚至用這些“善款”，中飽私囊，揮霍浪費。
從某種意義上講，慈善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自由。不管是央企，還是私企，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他們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快樂地慈善。而攤派性捐助則帶有強迫性，是對人或企業的“道德勒索”。
要想從根本上杜絕所有領域的攤派性捐助，讓權力索捐早日銷聲匿跡，不僅要規範和約束政府的權力，將權力關進籠子裡，更關鍵的是，應當賦予公眾監督的權利，讓政府的日常行為置身於強有力的聚光燈下。唯此，才能讓權力尊重權利，權力畏懼權利，當企業和個人面對類似“索捐”現象，也不必擔驚受怕，有捐必應。讓地方政府官員手中的權力始終被置於有效監督之下，讓每一位利用權力進行索捐的官員都受到法律嚴懲，讓“自願捐助”真的出於“自願”。（時間：5月15日 來源：廣州日報） |
